學達書庫 > 名人傳記 > 宋慶齡 | 上頁 下頁
二〇


  在19世紀末20世紀初,孫中山再次到了日本。在第一次廣州起義和倫敦蒙難之後,他在這裡也已成為名人。這時在日本的中國留學生已到了五位數字,比在西方的留學生多出許多倍。這為孫中山在知識分子中散播革命種子提供了新的沃土。在這些留學生中有清廷派來的軍校學生,他們是準備將來回去在編練的「新軍」中充當軍官的。

  孫的不斷增高的名聲也為他贏得更多的日本朋友。有一些人熱烈敬佩中國革命,後來成為贊助中國革命的積極分子,如有才氣的、留著黑鬍子的宮崎寅藏(號白浪庵滔天)是一位知識分子、演員和民謠歌手;另一位山田良政,後來成為為中國革命犧牲的第一位外國烈士。他們都是原始的泛亞細亞主義的支持者。(泛亞主義後被歪曲成一種為日本帝國主義服務的主義。)他們渴望使整個亞洲從殖民統治中解放出來,要求已獲獨立並較為先進的日本和日本人民為全亞洲的自由作出貢獻。宮崎寅藏的思想發展軌跡在某些方面同孫中山相似,他在年輕時也曾是基督徒,在社會思想方面是受亨利·喬治影響的農業民主主義者。他欽佩一些西方的歷史人物(特別是克倫威爾、丹東和羅伯斯庇爾),堅決反對西方帝國主義在亞洲橫行,也不贊成日本走帝國主義的路子和保持天皇制度,後一點可以從他崇拜西方的弑君者為英雄得到證明。但他確實深愛他自己國度的文化,他同日本文化的關係之密切遠勝於孫中山同中國文化的關係。孫中山把宮崎寅藏看作一個真正的同志,當1907年被驅逐出日本時,授予他「全權」,為革命武裝籌集資金和軍需供應。為了激起日本人對中國革命的興趣,他早在1902年就寫了一部歌頌性的孫中山傳記。在黃興到日本小住時,他把這位以勇猛著稱的中國反清革命的第二號人物介紹給孫中山認識。

  ①奧利弗·克倫威爾(1599-1658),英國資產階級革命的代表人物,曾處死國王查理一世;喬治·雅克·丹東(1759-1794)和羅伯斯庇爾(1758-1794)都是法國資產階級革命的代表人物,前者為山嶽派首領之一,後者為雅各賓派政府實際首腦,堅主處死國王路易十六。——譯者。
  ②這部原名《三十三年之夢》的傳記曾由章士釗節譯成中文,並改標書名為《孫逸仙》,用「黃中黃」的筆名發表。

  把宮崎寅藏這一類型的日本人同孫中山聯繫在一起的共同事業之一,是對菲律賓獨立運動的支持。(美國在1898年取代西班牙成為統治菲律賓的殖民勢力,菲律賓爭取獨立的武裝鬥爭對象也從西班牙變成美國。)中國辛亥革命推翻清廷後,孫中山偕同宮崎寅藏一起到中國,共享勝利的喜悅。(宮崎寅藏也曾在中國參加過鬥爭。)他在1922年才52歲時使英年早逝,使孫中山極為悲傷。

  曾主持孫中山宋慶齡婚禮的梅屋莊吉是另一位政治上的日本朋友。他同孫中山是在本世紀開始時結識的,那時他們共同幫助菲律賓人並共同為幾次中國革命黨人起事提供給養和軍火。梅屋比孫中山長壽,在30年代因反對日本侵略中國曾備遭迫害。

  同孫中山關係密切的還有大井健太郎(1833—1922)。他是一個民粹主義者和人道主義者,為窮人說話,因此曾被捕入獄,後來成為日本勞工運動的先驅。

  秋山大輔是一位日本出版商。他深深為孫中山的勇氣、品格和百折不回的精神所感動,不惜把他的財產典押,得款資助中國革命同盟會。其他同孫中山同聲相應的日本人大多是在思想方面的匯合。

  內田良平(1874—1937)曾同宮崎寅藏一起在1905年幫助孫中山建立同盟會,但他本質上是一個右翼的民族主義者(後來傾向軍部)。他認為孫中山是一個強有力的人物,最後可能會在中國掌權,所以必須使他對日本感恩戴德。如果孫中山不能取勝,那末日本既支持「在朝派」又支持「在野派」,使中國處於分裂狀態,對日本也還是有利。

  著名的自由主義政治活動家犬養毅反對1902年的英日結盟(有效期20年),並主張加強同中國的關係。他在一篇回憶錄中寫道,他當初把自己的住房給孫中山居住並作為秘密集會的場所,連食品、衣服和錢財都同孫不分你我,是為了使孫相信,中國唯一的道路就是日本的道路、同日本在一起的道路。多年以後,孫中山在備受所有列強的輕視或苛待之後,轉向蘇俄,使犬養毅大失所望。他在老年得到了日本最高的政治獎賞——當上了首相,但終於被刺身亡。

  另外一個後來任首相的人大隈重信對孫中山也偶或表現出實用主義的興趣。

  代表日本泛亞主義極右翼和極端擴張主義的是頭山滿。他是一個沙文主義者和神秘主義者,一方面主張民粹主義、另一方面又主張帝國主義——像這樣的混合體在其他國家也不少見。他的追隨者主要來自城鄉中等階級的下層,包括出身於這些社會階層的下級軍官和軍士。他強烈反對西方勢力,認為它阻礙日本取得霸主的地位,因此,出於策略上的需要,想同中國和其他亞洲國家的革命派接觸。有一段時期,他曾對孫中山進行過拉攏。

  有一些關係使孫中山得以進入日本的工商金融圈內,並多次為他的革命活動籌款。只要有可能,他就為他的事業宣傳,尋求支持。

  孫中山在各個時期內在同外國的關係上採取不同的立場,究竟其實質是什麼?不同的人們根據自己的政治傾向——有的用讚揚的口氣、有的用責備的口氣——說孫中山是「親日派」、或「親美派」、或「親英派」、或——到最後——「親蘇派」,也有人說他在同外國的關係上善變,是機會主義。這些說法——特別是最後一種說法——根本是誤解。作為愛國者和革命者,孫中山是始終如一的。

  確實,他一直在尋求和歡迎來自那些理解並支持他的奮鬥目標的外國朋友們的幫助。他常說,中國革命需要它的拉斐德不下於當年的美國——這裡不存在做交易的問題,只是合作和同志情誼。對另外一些外國人如官方或工商金融界人士,他也尋求支持,當然只是在他們的處境所允許的範圍之內,或者要求他們至少不要接濟中國國內那些反動的勢力。在這種時候,自然會向對方提出他們由此可能獲得的政治和經濟上的好處,因為對方所能提供的援助決不會超出他們所看到的本身的利益,否則就是不切實際的幻想。孫中山有一段相當長的時間——直到他接受了足夠的經驗教訓——確實對於在這樣的條件下取得援助的可能性存在過不現實的期望。

  ①拉斐德(1757-1834),法國貴族出身的政治活動家,曾參加美國獨立戰爭,功勳卓著,被稱為「兩個世界的英雄」;後又參加法國資產階級革命。——譯者

  但孫中山的中心目標是建立一個強大、獨立、進步、現代化的中國,自力更生、自主判斷。

  在日本的政治和社會各界人物中,有人確是想利用他來為他們自己的目的服務,孫中山就反過來利用他們來為他的目的服務。但就日本政府而言,他很快就失望了。

  至於泛亞主義,他開始時曾鼓吹黃種人團結起來反對白種人帝國主義者。但他很快就把著重點轉換了,不再強調膚色,而是強調被壓迫人民團結一致反對壓迫者。他同朝鮮人民站在一起,反對日本吞併就是一個實例。

  至於現代化,他欽佩日本在明治維新後向西方學習並大步前進。但他譴責日本也學了西方的殖民主義,並認為中國永遠不應該走這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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