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犁傳(110)_學達書庫

一一〇

　　稼穡艱難，積累以致之。然積累甚不易……然商業興，得利者眾，則土地日見分散，乃自然之趨勢。

　　凡農書，大都貶低貨殖、貿易……歷代牧民之官，皆傳刻農書，無見傳刻商賈之書者，而其稅征所得，從商賈來者，隨社會發展，逐日增多。重農之說，遂成一句空話……農業搞不好，常常造成社會的動盪。他引《農政全書》（明徐光啟著）中張國維作的序說：「今為末作奇巧者，一日作而五日食。農夫終歲之作，不足以自食也。然則民舍本事而事末作，則田荒國貧之患，誰實受之？……」孫犁以為，這都是替農民說話，也是替明王朝著想的，可惜所談往往是「官話」（張國維本人就是「欽差總理糧儲」），實際做的背道而馳，明王朝還是很快完了。不過，他對於徐光啟的這部《農政全書》，還是給予了很高的評價：「徐光啟的農書，除去輯錄古代典籍之切實可行者，著重輸入新的農業觀點，新的種植方法，新的糧食品種，以及與農業有關的水利知識，手工業技術。他出身農家，知識豐富，又得西洋技巧之傳受，眼界寬，思想開放。因此，他的農學著述，與李時珍的醫學著述，同為我國珍貴的文化遺產。」

　　他讀的是古書，講的是古人，而歸納出來的經驗和思想，卻是既合乎歷史的實際，又適應現實的需要的。所以，常常能令人振聾發聵，耳目一新。

　　其二是講意識形態，同時進一步強調重商輕農將會帶來嚴重的社會問題：

　　中國儒家重農思想，乃封建帝王長期重農政治之反映，從而形成以農業為基礎的文化意識。然政治重實際效益，儒家又不得不通變，重視貿易。過去的商業，實際是從農業基礎上，生出的一個派枝，並未形成自己的文化意識，仍以農業文化意識為指針，並受其制約，不斷發生矛盾。

　　中國士大夫，向以農村為根據地，得意時則心在廟堂之上，仕宦所得，購置土地，兼開店鋪。失意時則有田園之想，退居林下，以伺再起。習以為常，不以為非。但在言論上，則是重農輕商的。陳子龍在《農政全書》的凡例中說：「方今之患，在於日求金錢而不勤五穀。」……另有人歎息，商賈之興，將形成「野與市爭民，金與粟爭貴」的局面。

　　這樣看來，他從這些「農桑畜牧花卉書」裡，讀出了關於中國歷史、中國文化和中國國情的重要信息。這些信息是如此重要，在今天也有很大的參考價值。所以，他並非泥古的書生或學究，而是把古書讀活了，翻出新意來了。當筆者有一次把這個意見告訴他的時候，他開心地笑了起來。

　　他選好一本書，就要把它讀完，極少半途而廢。讀到精彩處，就實行他的辦法：摘錄在本子上。但決不忍在書上塗寫、作記號，免得把書弄「髒」。他知道這是因小失大，也沒在辦法。他講過清代藏書家黃丕烈的故事，黃對書有一種特殊的感情：好像所觸非書，是紅顏少女。他自己呢，在讀書之前，是要洗手的，這裡有他作的一則「書箴」，也抄在這裡：淡泊晚年，無競無爭。抱殘守闕，以安以寧。惟對於書，不能忘情。我之於書，愛護備至：汙者淨之，折者平之，閱前沐手，閱後安置。溫公惜書，不過如斯。

　　勿作書蠹，勿為書癡。勿拘泥之，勿盡信之。天道多變，有陰有晴。登山涉水，遇雨遇風。物有聚散，時損時增。不以為累，是高水平。這則「書箴」，不只回答了他如何愛書的問題，連他如何讀書的問題也回答了。

　　他愛書，實在也到了有「癖」的程度。以前，凡從市場或書攤買回之古舊書籍，他必定「曝之日中，刷之擦之，粘之連之」，必使潔整、放心而後稍歇。殊不知如此動作，汙手染肺，反易直接受害。一日，整理舊書，有細物吸入氣管，不舒服了好幾天，雖說當引以為戒，而事後仍樂此不疲。

　　至於他為書包上書皮，並在上面作些題識、雜錄、隨感等等，這更為遠近讀者贊為一絕。香港有位讀者寫道：去年去北京旅行，一位朋友似乎說起作家孫犁喜歡包書，我聽了半信半疑，也許有些書比較珍貴，藏者怕弄汙，利用廢紙將其包著封面，也決不是奇怪的事，所以也沒有詳細追問起孫犁如何包書法。最近買到他的新著《耕堂雜錄》，其中有一輯《書衣文錄》，晚上在燈下披讀之後，不忍釋手，才知道孫犁果然喜歡包書，並且到了包書成癖的地步。他不但喜包書，更喜歡在書衣上題記，所以有《書衣文錄》的輯存實在是很有趣的作家軼事。

　　接著，這位讀者敘述了他讀「書衣文錄」的感受：「一個愛書人，飽經憂患，從失而復得的書中，固然看到不少世事的變幻，而能夠寧靜地把舊書一一包裝修補，在上面寫下他對書本、人生、生活、友情等等的感觸，殊為可貴，雖三言兩語，也覺真情流露，我仔細讀之，掩卷沉思，深愛此老人之所作所為。」這位讀者最後發問道：「世上還有這樣愛書的老人嗎？我忽然覺得這位古道熱腸的老人又在燈下包書寫題記了……」

　　「世上還有這樣愛書的老人嗎？」不知道。我們知道他屢次提起的藏書家黃丕烈，曾搜購宋版書百余種，藏於一室，名「百宋一廛」，意思是百部宋書存放處。黃丕烈精於校勘，他為自己的藏書作注，說明版本源流、收藏傳授。他每得珍本，必作題跋，後人輯成《士禮居藏書題跋》一書傳世。孫犁的做法，或與這位乾隆時代的舉人有某些相似之處，但是沒有聽說後者有包書之舉，論起愛書，他要輸孫犁一籌了。有的客人發生疑問了，問孫犁：「讀書首先要知道愛書。不過，請原諒，像你這樣愛書，體貼入微，一塵不染，是否也有些過火，別人不好做到呢？」孫犁回答：

　　「是這樣，不能強求於人，我也覺得有些好笑（他向客人談起年輕時妻子嘲笑他的話：「輕拿輕放，拿拿放放。」）書籍是求知的工具，而且只是求知的手段之一，主在利用。清朝一部筆記裡說：到有藏書的人家去，看到誰家的書嶄新，插架整齊，他家的子弟，一定是不讀書，沒有學問的。看到誰家的書零亂破敗，散放各處，這家的子弟，才是真正讀書的人。這恐怕也是經驗之談。我的書，我喜愛的書，我的孩子們是不能亂動的。我有時看到別人家，床上、地下、窗臺、廁所，到處堆放著書，好像主人走到哪裡，坐在何處，隨時隨地，都可以拿起來閱讀，也確實感到方便，認為是讀書的一種好方法。但就是改不了自己的老習慣。我的書，看過以後，總是要歸還原處，放進書櫃的。中國舊醫書上說有一種疾病，叫做『書癡』，我的行為，庶幾近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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