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犁傳(108)_學達書庫

一〇八

　　他本來已變得不大願意讀自己發表過的東西，這次卻找出原稿，讀了幾遍。還好，沒有發現有可能開罪對方之處，他放心了。

　　但他發現這信是在激動狀態下寫的，有些借題發揮。對李的小說，某些地方也難免說得偏激了些。青年人讀到這些地方，會是不愉快的。

　　李來了信，沒有這樣看，他倒是表示要把小說改寫一次。孫犁勸他不要這樣做，以為這樣不合藝術規律，建議他在出書時，原封不動收進去，把精力放在寫新的作品上。

　　沒有私心，不存成見，放筆直言，坐而論道。孫犁一向提倡的文字之交，他的誘掖後學的激情，在這次通信裡，表現得是十分突出的。

　　這當然不是唯一的一次。由於他讀書認真、仔細，他提的意見也往往是非常具體的。有一位作者寄來了他的散文《母親瑣記》。孫犁一直認為散文以紀實為本，可以剪裁、組織，但不能虛構。讀了這篇散文，他回信說：「你這篇散文，有個別處，使我感到不太真實。如『第三個對象』，有黑麻子，那是誰都可以一目了然的，為什麼你看不出來，還要母親去『暗地察訪』？這種寫法，即使在小說裡也是漏洞，就不用說散文了。」從維熙的中篇小說《大牆下的紅玉蘭》，在《收穫》上發表後，作者特地掛號寄來該期刊物。孫犁知道這是無聲的督促，便從當天下午開始閱讀，讀到晚上11點鐘，仍剩下兩節，次日早上讀完。因為他讀得很慢，是逐字逐句地讀，所以連文字排印上的一些技術問題也看出來了。這些問題，如非編校人員，本來是不易發現的。其中，第二十頁：「看透這層窗戶紙，葛翎血如潮湧……」他指出葛翎二字應是路威之誤。可見，他平常閱讀作品的情景，是如何全神貫注、念茲在茲了。

　　他還不止一次地告訴青年作者：要勤寫。生活準備尚不充分時，多寫些散文；當真有體會、見聞，適於作小說時，寫些短篇也很好。總之，手不能閑著，每個月要寫一兩篇才好。他這個方法，特別對初登文壇的青年作者說來，可能是個極其簡便、有效的提高方法。

　　他充分估計到，寫作是有干擾的，特別是某些不恰當的批評，干擾更大。他幽默地採用了契訶夫的一個比喻：有些批評家對作家的工作來說，就像正在耕作的馬的肚皮上飛攏的虻蠅。有一次，他也告訴賈平凹：「從事創作，有人批評，這是正常的事。應該視若平常，不要有所負擔，有所苦惱。應該冷靜地聽，正確地吸取，不合實際的，放過去就是。不要耽誤自己寫作，尤其不可影響家人……」北京有位作家到天津來，和他談起賈平凹。他說，青年人一時喜歡研究點什麼，或有點什麼思想，不要大驚小怪。過一段時間，他會有所領悟，有所改變的。那位作家也這麼看。這裡指的是，傳說賈平凹對佛學感到興趣。

　　作家受社會風氣、時代思想的影響很大，這一點他看得很清楚。因此，他對於作家個人，尤其是青年作家，常常給予體諒：「一些人對藝術的要求，既是那麼低，一些評論家又在那裡胡言亂語，作家的頭腦，應該冷靜下來。抵制住侵蝕誘惑，並不是那麼容易的事，尤其是青年人。有那麼多的人，給那麼低級庸俗的作品鼓掌，隨之而來的是名利兼收，你能無動於衷？說句良心話，如果我正處青春年少，說不定也會來兩部言情或傳奇小說，以廣招徠，把自己的居室陳設現代化一番。」這話說得很近人情，但不是姑息原諒，因為當被原諒者看到他這樣說，一定是更加警覺地審視周圍，省察自己了。所以，歸根結蒂，還是他心地誠懇，誘導有方。

　　下面是又一個諄諄善誘的例子，也是我們在本書中最後一次引述他的「芸齋小說」了。

　　這篇小說的題目是《春天的風》：那是1984年3月，春打「六九」頭，而當時已經進入「九九」了。這天刮著大風，雖然攪得滿院子塵土，但空氣裡已經帶著暖意了。

　　孫犁正伏案寫作，而且確是文思泉湧，好句子搶著跳出來，心情也很愉快——他寫順了的時候，情形正是這樣。忽然有人敲門。他最怕寫作時來客，沉重的敲門聲，常常引起他的反感，不得不強自克制，以免得罪客人。這次敲門聲卻很輕微。

　　進來的是一位長身玉立的女孩子。從面容和眼神上，孫犁看出她神經方面不很健康。這些年來，常有這樣的青年來訪。孫犁讓給她一把籐椅，她說：「你老年紀大了，理應坐椅子，我坐凳子。」說著自己拉過一隻小凳，坐下了。

　　孫犁對她發生了好感，心裡安定下來。只聽女孩子說：「我想拜訪一位作家，我就想到了你老。」

　　「你找我談些什麼呀？」他和氣地把眼睛眯了起來。這樣可以使對方暢所欲言。

　　女孩子的聲音變得低沉了：「我想問問你，我還需要不需要寫作？」

　　「你帶了稿子來嗎？」

　　「沒有。我不想寫東西了。因為我看到周圍的人，他們的生活、思想、感情，都不是那麼高尚，他們都很自私。我想，不值得我去寫。」

　　孫犁開導她：這可能是因為身體不好，精神不好，可以先休息休息。等精神好的時候，就會覺得有些人還是很好的，很可愛的，那時再寫，情形就會不同。

　　女孩子說她九歲患病，很固執，想不通。今天來，口袋裡還裝著很多藥。

　　「是中藥還是西藥？」孫犁顯然想使談話更隨便、空氣更輕鬆些。

　　「什麼藥也有。」她掏出一包藥叫他看。

　　「九歲……」孫犁在心裡計算著一個數字。

　　「你今年多大了？父母做什麼工作？」他問。

　　她說二十七歲，父母都在保定某大學教書。

　　「你應該到保定去，那裡空氣好一些，對你的身體有利。」他說著，那個數字也算出來了：她是一九六六年得的病。

　　她承認保定空氣好。她拉著自己搭在淺花棉襖上的駝色長圍巾說，在那裡，這圍巾一個月還很乾淨，在天津幾天就黑了。但她對生活沒信心，每天應付許多生活瑣事，她受不了。「生活，並不像文學作品描寫得那樣可愛。」她說。「那還是因為你有病。」孫犁深表同情，女孩子感到了這一點。孫犁繼續說下去，「生活就是生活，它不像你想的那樣好，可是也不像你想的那樣不好。你記著我說的這句話。這不是我的創造，這是我十四歲時，剛上初中，從一本書上，得到的啟示。我一生信奉它，對我有很大好處，我現在把它奉送給你。你現在，要離開這個城市，這裡對你的病很不利，這裡的空氣污染，噪音刺激，都很嚴重。你應該到農村去，呼吸新鮮空氣，吹新鮮的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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