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犁傳(103)_學達書庫

一〇三

　　他忽然明白，這些話說得過於自信，是一廂情願的主觀想法。若說「閛知人」這倒有些像——倒不一定單指這作序而言。他回想，自己過去寫過許多序，別人也可能有意見，只是海涵，隱忍未發而已。

　　但是，「知人」本來就是一件難事，包括偉大的哲人，也常常有看錯人的時候。孫中山先生說，「行易知難，」大概也包括這項內容。

　　不過，孫犁的心地裡十分善良的，一切善良的人都容易犯一個錯誤：美化他的對象。在這個意義上，孫犁可能確有「閛知人」的缺點這和作序已經沒有多大關係，我們把話說遠了。現在就拉回原來的題目：從1982年6月16日起，他聲明不再為別人作序。從此，這個文體——專門談論別人著述的文體，就在他的筆下消失了。

　　還有人來試。那也是一位老朋友、老同事，1946年在河間認識的，當過《天津日報》的總編和市委宣傳部長。他喜歡文學，現在老了，願意留下一本書。一天黃昏，他帶著稿子來到孫犁家裡，從紙袋裡取出一封未寄的信，然後慢慢地、鄭重地說：

　　「我看，還是親自來一趟。」

　　他請孫犁作序，孫犁卻拒絕了。這很出他意外，臉沉了下來。

　　孫犁向他解釋了他不得不這樣做的原因，但是沒有得到理解。老朋友拿起書稿，告辭了，從此沒再來過。不久，便傳出孫犁不近人情的話。孫犁很苦惱：給人寫序，不好；不給人寫序，也不好。中國古話說，將心比心。但是，世間人們的心，是有種種不同的，如果誰來把人們相互之間理解的次數和誤會的次數做個統計，他大概會失望的。

　　不過，將心比心還是重要的：比得過，那就通了，就是沒有見過面的古人，如柳宗元等等，也可記理解；比不過，都就「堵」了，縱使幾十年的老朋友，也會誤解，乃至產生隔膜。

　　這位求序不得的老朋友後來死了，而且死在散步的馬路上，有好長時間，都沒有人認出他。等有人認出來，送到醫院搶救，已經晚了。那是一個深秋，那條馬路上樹木很多，有許多黃葉，亂紛紛地飄落在他的身上和臉上。

　　孫犁得悉他的死訊，惆悵良久。他終歸覺得，對這位老友欠了點什麼，因此，對於他的故去，倍覺難過。他眼前出現了那條馬路，和馬路兩旁的飄落著黃葉的樹木。他突然感到，就連樹上的黃葉，也所剩無幾了，於是，他在桌上鋪平了稿紙，開始寫悼念這位老友的文章。文章寫出來了，題目就叫《黃葉》。也不必過於寂寞，他們又回到了青年時代：他原是一個鄉村教師，愛好文學，在《大公報》文藝版發表過小說。抗戰後，先在冀中七分區辦油印小報，負責通訊工作。敵人五一大「掃蕩」以後，轉入地下。白天鑽進地道裡，點著小油燈，給通訊員寫信，夜晚，背上稿件轉移。

　　他長得高大、白淨，作風溫文，談吐謹慎。在河間，我們常到野外散步。進城後，在一家報社共事多年。

　　他喜歡散步。當鄉村教師時，黃昏放學以後，他他到田野裡散步。抗日期間，夜晚行軍，也算是散步吧……

　　〖文壇小風雲〗

　　當孫犁能夠重新拿起筆來寫作的時候，他發現前些年的歲月也並非全是虛度，他顯然更加堅定了某些看法。他說，「這些年來，我積累的生活經驗之一，就是不語怪力亂神。」

　　他很喜歡五代人作的《敬齋泛說》（清末繆荃蓀輯錄的叢書《藕香零拾》之一種）中的一段話，特請曾秀蒼書為小幅，張之座右：

　　吾聞文章有不當為者五：苟作一也，循物二也，欺心三也，蠱俗四也，不可以示子孫五也。今之作者，異乎吾所聞矣，不以所不當者為患，惟無是五者之為患。

　　這都是剛剛粉碎「四人幫」以後的事情。他所說的「不語怪力亂神」，他借古人之筆，所指摘的「苟作」、「循物」、「欺心」、「蠱俗」、「不可以示子孫」這五種不應該有的行為或現象，都在過去的年代裡是非顛倒地，反常態、反理性地發生了。孫犁這樣強調它們，自然是希望以後不要再出現類似事情。

　　結果如何呢？實事求是地說，並不總是令人滿意的。例如，他讀了一些詩，他也主張「詩貴有我」。他曾說過，李白、杜甫如果沒有自己的東西，就不成其為李白、杜甫了（大意）。但是，他漸漸看出，有些詩是把「我」神化，無限制地擴張「自我意識」，實際是以自我為中心，觀察、判斷一切，並不斷神化自己的天才、靈感、膽量。結果，出現的不是詩，只能說是一種症狀：這種詩，以其短促，繁亂，淒厲的節拍，造成一種于時代、於國家都非常不祥的聲調。讀著這種貌似「革新」的詩，我常常想到：這不是那十年動亂期間一種流行音調的變奏和翻版嗎？從神化他人，轉而為神化自我，看來是一種新的探索，新的追求。

　　實際上這是一個連貫的，基於自私觀念的，喪失良知的，游離于現實和人民群眾之外的，帶有悲劇性質的幻滅過程。

　　這些年來，他讀了許多中、青年作家的新作，對於他們作品中的新穎獨到之處，一一給予了熱情的肯定。僅是他發表文章加以評論、介紹的作家，就有十餘位之多，如劉紹棠、從維熙、劉心武、林斤瀾、宗璞、張賢亮、鮑昌、鄧友梅等等。其中，大部分還曾經是他的座上客。

　　他並不守舊，如對於弗洛伊德的學說，他還是比較早地提醒人們注意肯定其中合理的價值，只是到了後來，他看到許多人以談論弗氏學說為時髦，並形成一股「弗洛伊德熱」的時候，便不再湊這個熱鬧了。

　　關於這一點，1988年，天津市社會科學院的傅正谷，曾在報上發表文章，題目就叫《孫犁與弗洛伊德》。這位作者說：幾年前他從書店購書後去看望孫犁，孫犁問他買的是什麼書，他說是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引論》，於是，便引出了孫犁的下列議論：「弗洛伊德此書三十年代就曾出過，弗氏理論在西方亦早成舊論，今人不察，以為是什麼新的東西，更下者，只得其皮毛而不深解其意，便大談以充時髦。實在，弗氏理論是兼有其合理成分和謬誤之處的（大意如此）。」下面是這位作者的話：「……1979、1980兩年，他又連續三次論及弗氏。要知道，那時弗氏著作尚未大量翻譯出版，那些認為孫犁保守論者和以新潮人物自居者，面對這一事實又將如何看待、作何感想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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