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達書庫 > 名人傳記 > 孫犁傳 | 上頁 下頁
一〇二


  「你就一個人睡在這裡吧?」

  我說是。卻沒有留他住下。他只好又住到他哥哥那裡去了。

  如果是別人,遇見這樣不近人情的事,一定絕交了,他並不見怪。李之璉也喜歡文學,從工作崗位上退下來以後,想寫作,孫犁馬上回信鼓勵。他寫了關於丁玲的回憶,孫犁讀後,認為很好,大部分材料是首次披露,敘述之中也很有感情,但勸他不要急於發表。無他,主要是文藝界情形仍很複雜,不如過些時候再說。孫犁為這位老同學考慮得很周到:如發表,以什麼刊物為宜,怎樣做,都想到了。好事多磨,我們等著吧。

  〖理解和誤會〗

  所謂「閛知人」,也是相對的為一個作家,他非敏感,很會觀察人,通過內心抓個性和特點。如說曾秀蒼(長篇小說《太陽從東方升起》、《山鳴谷應》的作者):「他這個人,不好交際,更不會出風頭。你和他說話,他從來不會和你辯論。你和他走路,他總是落在後面。」「別人看來,他是一個不入時的,微弱渺小的,封閉型的人物。但是,不久就會證明,在編輯出版部門,他能做的,他已經做過的工作,其精確程度,其出色部分,後繼不一定有人,或者有人,不一定能夠達到。」他說阿鳳是:為人謹慎,與世無爭;他的作品與此相符:不著先鞭,不觸時忌。甚至對於古人,如柳宗元、翁同齸、王國維……他也能夠通過他們的文章或日記,細緻地說出他們的性格,乃至心理活動。對於一些現代作家,他也說得非常在理,如說郁達夫:「遇人不淑,離散海外……文人不能見機,取禍於無形。天才不可恃,人譽不可信。千古一轍,而鬱氏特顯。」「單從愛情而言,鬱氏可謂善於追逐,而不善於掌握;善於婚姻前之籌劃,而不善於婚姻後之維持矣。此蓋浪漫主義氣質所致也。」反面的例子,是對於周作人。他很討厭周作人。他說:「周作人的散文,號稱閒適,其實是不儘然的……很難想像,一個能寫閒適文章的人,在實行動上,又能一心情願地去和入侵的敵人合作,甚至與敵人的特務們周旋。他的閒適超脫,是虛偽的。」作家所務,在於知人論世,從這方面說,他是不會「閛於知人」的。

  方紀晚年身體很不好,1979年春,有一天早晨曾秀蒼來到多倫道大院,把一包東西交給孫犁,說:「方紀同志委託我,把他的一部散文集的清樣送給你,請你給他寫篇序。」

  方紀的衰弱的身影,立刻浮現在他的面前,和青年時代精明強幹、熱情奔放的方紀,形成了鮮明的對照。1966年以後,他們一直沒有見面,只是在最近兩次集會上,孫犁才見到他。他看到方紀走路、簽名都很吃力,忍不住流下了眼淚,並趕上前去攙扶了他。其實,方紀比他還年輕六歲。

  他們過去在冀中共事期間,常常有爭吵,甚至吵得面紅耳赤,出言不遜,拍案而起。但是,吵歸吵,總是不傷道義,不傷感情。所以,吵過後,還是朋友。孫犁的妻子當時就對他們說:「你們就像兄弟一樣。」

  現在,眼前的兄弟卻變成了這般模樣。而他對自己的文字事業,又是這樣眷念、熱心,對從前的朋友,還是像從前一樣充滿信任。這一切「訊號」,迅速地在孫犁的頭腦裡建立起聯繫,他覺得太理解這位已經變得十分衰弱的兄弟的感情了。於是,連他自己也非常奇怪,他竟一反常態,改變一向疏懶的性格,立刻回答曾秀蒼說:「請你回去告訴方紀同志,我很願意做這件工作,並且很快就可以寫出來,請他放心。」

  序,很快寫出來了。這在他,確乎是一種不常見的勇於自任的慷慨態度。而這種態度,就來自他的理解朋友,諳達人情。

  1978年以來,他為熟悉的和不甚熟悉的新、老作者以及朋友們,寫了不少的序。他向來看重感情,特別是早年戰友,總是有求必應。

  有一次,一位多年未通音信的老友,接連給他寫來兩封信,聯絡感情,隨後寄去詩稿,求序。孫犁滿口答應了。

  他作序,常常避實就虛,或談感情,或憶往事,使讀者在不知不覺中,受到感染和啟發,而不喜歡對作品的內容,多做介紹。

  這位老友的詩稿,他也沒有能夠通讀,同樣就昔日共同經歷、朋友交情,說了些話。對詩本身,雖無過多表揚,也無過多貶抑,只說有雕琢之病。這也是他一貫的看法,認為「鼓吹之於序文,自不可少,然當實事求是,求序者不應把作序者視為樂俑。」「老朋友如于我衰邁之年,寄希望於我的諛媚虛假之詞,那就很談不上是相互瞭解了。」序寫好後,照例在末尾附了幾句話:如不能用,請勿勉強。隨後便寄了回去。不久,一家刊物拿走這篇序文,孫犁也寫信告訴了老友。值老友外出,兩個月後,才回到家中,看見序文。不看則已,一看便立即給孫犁一個加急電報:萬勿發表。隨後是一封長信:這序如用在書上,或在任何刊物發表,會使他處於「難堪的境地」。

  那家刊物遠在福州,孫犁即刻發函,追回稿件。當得知已經鑄版,又連夜打電報,請編輯硬挖了下來。此外,他又寫信給那位老友,做了些解釋和安慰工作。不料老友又發來加急電報,要求一定撒下序文,以免影響詩集出版。孫犁久久地拿著電報,感到這真是當頭棒喝、冷水澆頭,熱意全消了。他大惑不解:「序文不合意,不用在書上就是了。而且稿件俱在,全是一片好意,其中並無不情不義之詞,何至影響詩集出版呢?」他屢次說自己愚執,憨誠,好直感實言,因此吃過許多苦頭,看來這次也不例外了。但是,「再一轉念,老朋友晚年出一本詩集問世,我確也應該多說一些捧場的話。如覺得無話可說,也可以婉言謝絕。我答應了,而沒有從多方面考慮,把序寫好,致失求者之望,又傷自己之心,可算是一次經驗教訓吧。」那篇序文的最後,是這樣幾句話:我苟延殘喘,其亡也晚。故舊友朋,不棄衰朽,常常以序引之命責成。緬懷往日戰鬥情誼,我也常常自不量力,率意直陳。好在我說錯了,老朋友是可以諒解的。因為他們也知道我的秉性,不易改變,是要帶到土裡去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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