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犁傳(101)_學達書庫

一〇一

　　他是一個非常富於感情的人，青年時代，每讀魯迅先生的《為了忘卻的記念》，他都感動得流下熱淚。到老來仍是如此。他讀安徒生的《醜小鴨》，幾天都不能心情平靜，他給鐵凝寫信說：

　　……它寫的只是一隻小鴨，但幾乎包括了宇宙間的真理，充滿人生的七情六欲，多弦外之音，能旁敲側擊。盡了藝術家的能事，成為不朽的傑作。何以至此呢？不外真誠善意，明識遠見，良知良能，天籟之音！

　　這一切都是一個藝術家應該具備的。童話如此，一切藝術無不如此。這是藝術唯一無二的靈魂，也是躋於藝術宮殿的不二法門。

　　你年紀很小。我每逢想到這些，我的眼睛都要潮濕。我並不願同你們多談此中的甘苦。這個時期，他結識了一批中青年作家，北京來訪的，尤其多。無須諱言，由於年齡、經歷、學養等等的差異，他們的見解並不總是一樣；但一般說來，他們相處得是很不錯的。這從孫犁方面說，用得著今天人們常說的一個字眼，那就是理解。對於這些思想、風格、手法、趣味……連他們自己也往往各自迥異的中青年作家們，他總是設法去理解他們。不是遷就，是有條件的贊同和鼓勵。當然，也不乏會心的擊節讚賞和誠懇的直言讜論。好在他談的是作品，是藝術，而藝術本身的路子是十分寬廣的，要做的題目很多，他不一定去鑽牛角尖或是死胡同。

　　比起見面，他更習慣於筆談，即名副其實的文字之交。他給賈平凹寫信說：「我很孤獨寂寞，對於朋友，也時常思念，但我們朋友們真的來了，會說我待人冷淡。有些老朋友，他們的印象裡，還是青年時代的我，一旦相見，我怕使他們失望。對於新交，他們是從我過去的作品認識我的，見面以後，我也擔心他們會說是判若兩人。」經驗告訴他，和有些人見面，也確有某些不便之處。舉例來說，他討厭那種標榜自己一貫正確，實際今日宗揚，明日師墨，高興時鸚鵡學舌，不高興時反咬一口的人。他覺得和這種人對坐，最好閉口。

　　對於領導他的人，他很尊重，但不願多去接近。有的人不一定是領導，文化修養也不見得高，但有些實權，好擺點官架，且能承上啟下、彙報情況。孫犁最不會應付這種人。他寫過一篇《菜花》，滿可以形容他的為人：去年冬季貯存下來的大白菜，都近於乾枯了，做飯時，常常只用上面的一些嫩葉，根部一大塊就放置在那裡。一過清明節，有些菜頭就會鼓脹起來，俗話叫做菜懷胎。慢慢把菜幫剝掉，裡面就露出一株連在菜根上的嫩黃菜花，頂上已經佈滿像一堆小米粒的花蕊。把根部鏟平，放在水盆裡，安置在書案上，是我書房中的一種開春景觀。

　　菜花，亭亭玉立，明麗自然，淡雅清淨。它沒有香味，因此也就沒有什麼異味。色彩單調，因此也就沒有斑駁。平常得很，就是這種黃色。但普天之下，除去菜花，再也見不到這種黃色了。

　　沒有香味，也就沒有異味；色彩單調，也就沒有斑駁；是黃色，但，是普天之下獨一無二的這種黃色；而且那樣淡雅清淨，論出身，決不高貴……這一切，不是他是誰？

　　這種特性本身，就是怕干擾的，所以，它只能擺在書案上。

　　「文革」後期，有一年春節，在石家莊紗廠工作的大女兒（小蘋）來了。一天中午，兒子（小達）來接大姐到佟樓自己的家裡住兩天。這日正趕上孫犁心裡發煩，就對女兒說：「去吧，讓爹安靜安靜。」女兒三十一歲了，從十六歲進紗廠，很早就幫助父親分挑起生活的重擔，很知道體愛父母。這樣的兒女往往是心重的，聽到父親這樣說，心裡很不高興。孫犁察覺了，愁悶有加，但是沒有再說什麼。

　　原來，他的好靜，不只對朋友，對家裡人也是這樣。

　　下面又是一件小事，仍發生在「文革」期間，見於他的《〈書衣文錄〉拾補》。這一次，卻是對朋友：「整日煩躁，晚尤甚，而艾文會來。告以病，不去。伺余用飯畢，此公之故態也。」「文革」後，他發覺不對了，在這條「書衣文錄」下面，補寫了一個「附記」：「此實文會對我之關心。文會已作古。求實心，熱心幫人如彼者，今已難矣。余好煩，得罪好朋友，而文會不以為意，甚可念也。文會晚境寂寞，思之黯然。」

　　他以為，對於朋友，不能要求太嚴，有時要能諒（他信奉古人的交友之道：友直、友諒、友多聞）。諒是交友的重要一條。上面那件事，也說明了他對朋友的諒——自然，朋友對他也是諒的。

　　他在育德中學讀書時，有一位非常要好的同班同學。這位同學是蠡縣人，漂亮而溫和，孫犁喜歡和這樣的人交朋友。他叫李之璉，中學畢業後，考入北平大學的政法學院。孫犁家境困難，沒有能夠升學，也沒有很多閒錢買書。他知道孫犁喜歡讀上海神州國光社出版的一種讀書雜誌，其中有三期是關於中國社會史的論戰專號，孫犁尤其愛讀。於是，他就買了兩期送給他，並寫信說：雖然每篇文章都標榜唯物史觀，有些人的論點是錯誤的。又說，劉仁靜的文章比較好。孫犁很佩服這位同學的政治學識。

　　高中畢業後，孫犁在北平當小職員時，忽然接到李從監獄寄來的信。他當時未涉足政治，膽子小，便約了一個伴兒去看他。在一個小小的窗口，他們交談了幾句，而且幾乎同時落下眼淚。

　　抗戰爆發後，李一出獄就加入了抗日隊伍。呂正操的人民自衛軍駐安國縣時，他就住在孫犁父親的店鋪裡。因為有他，父親對孫犁出來抗日，才減少了些疑慮。1938年，他去延安。後來孫犁也去延安，他每次去魯藝看孫犁，總要帶上一本粉連紙印的軍政雜誌。他知道孫犁吸煙，當時捲煙紙又很難買；這本雜誌正好在看過之後，再為得主盡一次義務。建國後，李先後擔任中南局幹部處長和中宣部秘書長。在他快要當副部長的時候，因為替某作家說了幾句話，成為右派，最後流放新疆。行前，他到天津一趟，孫犁送了他一些路費和兩本書：《紀氏五種》（內有關於新疆的筆記）和《聊齋志異》。他沒有收《聊齋志異》，讓孫犁自己留著看。「文革」後，李得到平反，當了中紀委的常委。孫犁感到很光榮，對人說：「官兒，之璉做得夠大了，這在過去，就是左都禦史！」

　　孫犁曾引古人的話說：一生一死，乃見交情。他和李之璉，也是經過了滄桑世變的真知交。

　　但是，即使對這位從少年時代就建立了感情的同窗好友，孫犁也沒有放棄他的某種「脾氣」。他回憶起一件事：最使我想起來感動，也慚愧的，是他對我的體諒。有一次，他到天津，下了火車就來看我，天已經黑了。他是想住在我這裡的，他知道我孤僻，就試探著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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