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犁傳(90)_學達書庫

九〇

　　後來冷靜一想，這些事她也不一定做得到吧？如果她曾經捨身救過人，她早已經是個烈士，被追認為黨員了……

　　但我畢竟在她的豪言壯語下屈服了。我有很多小說，她有很多朋友，她的朋友們都喜歡看小說，於是我屋裡的小說，都不見了。我有很多字帖，她的朋友好書法，於是，我的字帖又不見了。

　　後來，她又指著他的四木箱三希堂法帖說：「老楚好寫字，把這個送給他！」

　　「咳呀！」他為難了，「聽說這東西，現在很值錢呢，日本人用一台彩色電視機，還換不去呢！真可以說是價值連城呢！」「你呢呢嘛？吝嗇！」

　　吝嗇？這兩個字，他很想不通；事實是，他屋裡的東西越來越少了，錢包越來越空了。不過，他儘量反躬自省：……我可能是有些小氣，隨著年齡的增長，對生活的態度，越來越煩瑣起來，特別注意一些雞毛蒜皮的小事。舉例說罷，一件衣服，穿得掉色了，也不願換件新的。一雙鞋子，穿了將近五年，還左右縫補。吃飯時，掉一個米粒，要揀起來放在嘴裡，才覺心安。朋友來的書信，有多餘的白紙，要裁下來留用。墨水瓶剩一點點墨水，還側過來側過去地用筆抽吸。此非大丈夫之所為，幾近於窮措大之舉動。

　　又回想，所讀近代史資料，一個北洋小軍閥的軍需官，當著客人的面，接連不斷把只吸了幾口的三炮臺香煙，擲於地下。而我在吸低劣紙煙時，尚留戀不到三分長的煙頭，為陳大悲的小說所恥笑。如此等等，恭聆仙人的玉責，不亦宜乎！

　　但又一轉念：軍需官之大方，並非他從老家帶來，乃是克扣戰士的軍餉。仙人剛到此地時，夜晚同我散步，掉了五分硬幣，也在馬路上尋覓半天，並未見大方之態。今之慷慨，乃慷敝人之慨也……生活不如意，「仙人」離去了，他也從夢中醒來，這是1975年。

　　知道內情的人都明白，他寫的不是「幻覺」，是真實，甚至包括細節。

　　北京的一位朋友（他初中時候的同班同學）也認識張同志，幾次徵求孫犁的意見，要給她寫信，想挽回局面。孫犁告訴他：「人家已經把東西拉走了。」他說：「拉走東西，並不證明就不能挽救。」孫犁還是沒有同意他寫信。這位朋友是蠡縣人，年輕時長得漂亮，性格溫和，孫犁好和這樣的人交朋友。他後來曾任中共中央宣傳部秘書長，1957年因為替某作家說了幾句話，被錯劃為右派。平反以後，當了中紀委的常委，報上登過他的照片。他當時雖然還不具有這樣顯赫的地位，要使「幻夢」重圓，也並非全屬奢望。

　　孫犁方面呢，就是當他生活在「幻夢」中的時候，心裡也還是清醒的，我們只要看看他的類似日記的「書衣文錄」，也就明白幾分了。《現存元人雜劇書錄》條下記著：「1975年3月17日燈下。有晚離不如早離之想。」二十天后，又在《許蚌學林》條下記著：「1975年4月7日燈下。其來也不意，其去也不解，如花如露，如影如幻。晚年脆弱，非幸遇也。」

　　《書衣文錄》的「跋尾」，記錄了這件事的結局：1975年，有同居於一室者離去，臨別贈言：「現在，階級關係新變化，得確信，老幹部恐怕還要被抄家。你在書皮上寫的那些字，最好收拾收拾。」

　　餘不以其言為妄，然亦未遵行之。後雖有被專政加強之跡象，幸無再抄家之實舉……嗚呼，巢居者察風，穴處者慮雨。彼人可謂居不忘危，擇枝而棲者矣。做為他生活中的一個小小插曲，這一件事也過去了。為了把這件事忘得乾淨一些，上面說的那五冊本來保存得很好的「兩地書」，他都填進了爐子：「這些信件，真實地記錄了我那幾年動盪不安的生活，無法傾訴的悲憤，以及只能向尚未見面的近似虛無飄渺的異性表露的內心。一旦毀棄了是很可惜的，但當時也只有這樣付之一炬，心裡才覺得乾淨。潮水一樣的感情，幾乎是無目的地傾瀉而去，現在已經無法解釋了。」在這件事上，他還是一個想得開的樂觀的人，他也不認為這些信虛擲了時間精力：「自從『文化大革命』開始，斷絕了寫作的機會，從與她通訊，才又開始了我的文字生活，這是可以紀念的。這些信，訓練了我久已放下了的筆，使我後來能夠寫文章時，手和腦並沒有完全生疏、遲鈍。這也可以說是失之東隅，收之桑榆吧。」

　　〖「解放」以後〗

　　說到寫作，他在被「解放」以後，有人幾次勸他：「寫點東西吧，亮亮相吧。」他說：「不想寫了，至於相，不是早已亮過了嗎？」他指的是運動期間，不只身受淩辱，而且繪影圖形，傳檄四方。「老實講，在這一時期，我不僅沒有和那些幫派文人一校短長的想法，甚至恥於和他們共同使用那些鉛字，在同一個版面上出現。」他不寫，他要思考一下。後來證明，他的思考正是一種寫作的準備。

　　他想到了司馬遷，那樣一位天才的，能把三皇五帝以來的歷史勒成一家之言，指論得失，成為天下定論的人，竟因一語不投，下於蠶室，身被腐刑；他描繪了那麼多人物，難道就沒有從他們身上吸取任何一點可以用於自身的經驗教訓？

　　還有班固，他寫了可與《史記》媲美的《漢書》，特別評論了他的先驅者司馬遷，他的評論何等有見識；可是，他竟因委身于一個武人而落得瘐死獄中，對於自己，又何其缺少先見之明啊！

　　自然，他也想到了自己那一代人走過的文學道路，想到了自己和夥伴們在不同時期獻身文學事業的熱情。想來想去，終於想出了一些頭緒：患難餘生，痛定思痛。我居然發哲人的幽思，想到一個奇怪的問題：在歷史上，這些作者的遭遇，為什麼都如此不幸呢？難道他們都是糊塗蟲？假如有些聰明，為什麼又都像飛蛾一樣，情不自禁地投火自焚？我掩卷思考。思考了很長時間，得出這樣一個答案：這是由文學事業的特性決定的。是現實主義促使他們這樣幹，是浪漫主義感召他們這樣幹。說得冠冕一些，他們是為正義鬥爭，是為人生鬥爭。文學是最忌諱說誑話的。文學要反映的是社會現實。文學是要有理想的，表現這種理想需要一種近於狂放的熱情。有些作家遇到的不幸，有時是因為說了天真的實話，有時是因為過於表現了熱情。「解放」以後，他被允許到報社文藝組上班。此時，大樓內外已經變得破敗、淩亂而擁擠，不過，人們倒也從前幾年的狂亂、疑忌狀態中漸漸恢復過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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