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犁傳(87)_學達書庫

八七

　　故事就是講他的。他叫李槐，會刻字模，卻不大會寫字，有一次簽字畫押，丟了槐字的木旁，從此人們叫他李鬼。李槐既是工人出身，造反的工人們對他還是講個情面；但惟其是工人，變成「資本家」就更有教育意義，因此批判的次數也就更多。

　　「開了一年作坊，雇了一個徒弟，賺了三百元錢，就解放了。這就是罪，這就是罪……」每次批判，他都是這幾句話，大家也都聽煩了。

　　但不久，又有人揭發他到過日本，見過天皇。這一來，問題嚴重了：裡通外國。他有多年的心臟病，不久就病倒，不能起床……

　　夜晚，牛棚裡有兩個一百度的無罩大燈泡，通宵不滅；兩隻大洋鐵桶，放在門口處，大家你來我往，撒尿聲也是通宵不斷。本來可以叫人們到棚外小便去，並不是怕你感冒，而是擔心你逃走。每夜，總有幾個「牛鬼蛇神」，坐在被窩口上看小說，不睡覺，那也是奉命值夜的。這些人都和造反者接近，也可以說是「改造」得比較好的。

　　李槐有病，夜裡總是翻身、坐起，哼咳歎氣，我勞動一天，疲勞得很，不得安睡，只好掉頭到裡面，頂著牆睡去。而牆上正好又有一個洞，對著我的頭頂，不斷地往裡吹風。我只好團了一個空煙盒，把它塞住。

　　無奈他身邊的李槐安靜不下來。忽然，李槐坐起來，亂摸身下鋪的稻草。這很使他恐怖，他聽老人說過，人之將死，常要摸炕席和衣邊的。

　　「你覺得怎樣？心裡難過嗎？」他爬起來，小聲問著。

　　對方不說話，忽然舉起一根草棍，在他眼前一晃，問：「你說這是什麼草？」

　　這一舉動，嚇得他出了一聲冷汗。第二天，他也病了，發高燒。經醫生驗實，棚長允許休息一天，並交給他一個任務：照顧李槐。

　　當屋裡只剩下他們兩個人的時候，他又進行了一次獨家採訪。這天天氣很好，順南窗射進一線陽光，看看也很舒服。他給李槐倒了一杯水，話匣子就打開了：「……你給我說說，你是哪一年到日本去的？」「就是日本人占著天津那些年。」李槐艱難地坐了起來，「這並不是什麼秘密，過去我常和人們念叨。我從小好踩高蹺，學徒的時候，天津春節有花會，我那時年輕，好耍把，很出了點名。日本天皇過生日，要調花會去獻藝，就把我找去了。」「你看見天皇了嗎？」

　　「看見了。不過離得很遠，天皇穿的是黑衣服，天皇還賞給我們每人一身新衣服。」

　　李槐說著興奮起來，原來閉著的眼也睜開了。

　　「我們扮的是水漫金山，我演老漁翁。是和扮青蛇的那個小媳婦耍，我一個跟頭……」

　　他說著就往鋪下面爬。我忙說：「你幹什麼？你的病好了嗎？」

　　「沒關係。」他說著下到地上，兩排鋪板之間，有一尺多寬，只容一個人走路，他站在那裡拿好了一個姿勢。他說：

　　「我在青蛇面前，一個跟鬥過去，踩著三尺高蹺呀，再翻過來，隨手抱起一條大鯉魚，乾淨利索，面不改色，日本人一片喝采聲！」

　　他在那裡直直站著，圓睜著兩隻眼睛，望著前面。眼睛裡放射出一種奇異多彩的光芒，光芒裡飽含青春、熱情、得意和自負，充滿榮譽之感。

　　我怕他真的要翻跟鬥，趕緊把他扶到鋪上去。過了不到兩天，他就死去了。

　　孫犁講完了他的故事，照例以「芸齋主人」的身份評點說：「當時所謂罪名，多誇張不實之詞，茲不論。文化交流，當在和平共處兩國平等互惠之時。國破家亡，遠洋奔赴，獻藝敵酋，乃可恥之行也。然此事在彼幼年之期，自亦可諒之。而李槐至死不悟，仍引以為光榮，蓋老年胡塗人也。可為崇洋媚外者戒。及其重病垂危之時，偶一念及藝事，竟如此奮發蹈厲，至不顧身命，豈其好藝之心至死未衰耶。」上面，我們照搬了兩則「芸齋小說」。我們以為，即使作者和讀者都不把它們看作嚴格的傳記材料，其中仍然有著作者的身世經歷在，至於作者的音容面貌、待人接物等等，征之於他本人，我們以為是十分相符的。

　　〖悼亡〗

　　從幹校回到家中，正在臨近他被解放之際，他的妻子卻去世了。她患有嚴重的糖尿病，引起心臟疾病，1970年4月15日去世。

　　家庭變故，個人遭遇……種種不幸，接踵而來，他的悲傷憂痛是無法形容的。

　　妻子患病已有十來年，1965年2月住過一次醫院。那些天，他正修整一部叫做《明清藏書家尺牘》的書，在給它包上書皮的時候，他寫上了這幾句話：……時妻病入醫院，心情頗痛。京中寄此殘書來，每晚修整數頁，十余日方畢。年過五旬，入此情景，以前夢中，無此遭際。雨水節時有所感：青春遠離，曾無怨言，攜幼奉老，時值亂年。親友無憾，鄰間無間。晚年相隨，我性不柔，操持家務，一如初娶。知足樂命，安於淡素。1965年2月19日晚

　　這位農村婦女，本來身體很好。鬧日本的時候，家境越來越糟，孫犁又不在家，她除侍奉公婆，還帶著孩子們下場下地。春冬兩閑，一早一晚，織織紡紡，從不稍歇。到了集日，自己去賣線賣布，貼補家用。有時和大女兒輪換著背上二鬥高粱——差不多有六七十斤重——走三裡路，到子文鎮集上去賣，從不對家裡人叫一聲苦。

　　她一共生下兩男三女，都是自己在戰爭年月，一手拉扯著成長。我們前面說過，農村條件艱苦，缺醫少藥，又趕上抗戰，他們十二歲的長子孫普，竟以盲腸炎夭折。不論哪個孩子生病、發燒，她總是整夜抱著，來回在炕上走，她以為這樣可以減輕孩子的痛苦。在她生前，孫犁曾對孩子們說：「我對你們，沒有什麼責任。母親把你們弄大，可不容易，你們應該記著。」兒女們頷首動容，相顧唯唯。多事之秋，沒想到她1965年住院，1966年就趕上了「文革」。這年冬天，孫犁處境越來越壞。他每天「開會」，妻子怕他冷，給他做了一件大棉襖。不管回來有多晚，妻子總是一人坐在燈下等他，安排他吃飯、休息。見他茶飯無心、愁眉不展，就想著法兒勸慰他，但又怕說錯了話，惹他生氣，只好吞吞吐吐地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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