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犁傳(83)_學達書庫

八三

　　不見故鄉思念故鄉，見了故鄉，卻又想到自身罹病，親人亡逝，增加了許多荒涼感，所以心情並不見好。他的收穫，是後來寫了一篇《老煥叔》。老煥叔年輕時不務正業，在外遊蕩，第一個把麻將牌引進東遼城。但他倒沒做過什麼對不起鄉里的壞事。村裡有個叫曹老萬的，幼年不耐農村貧苦，到安國藥店學徒，學徒又不成，流為一方光棍，窩娼聚賭，且又悍鷙、無賴，被同夥奉為頭目。此人把梅毒引進村內，自身被禍且不說，貽害鄉里，罪過更大。對此，孫犁引古人話說：「不耕之民，易與為非，難與為善。」這是一句很重要的話：不管在哪一個行業裡，不務正業的人，都有這個特點。即此一樁，孫犁已不虛此行了。

　　※第八章風雪十年

　　〖不尋常的接火〗

　　1966年春夏之交，他還在南窗之下摘抄《顏氏家訓》，沒有想到十年動亂的禍水就要衝到院子裡來了。

　　這一天到來的時候，他剛剛度過了五十三周歲的生日，他患病也有十年了。身體還很虛弱，十年嚴霜已經鋪天蓋地地打了下來。

　　在機關，他是第一個被查封「四舊」的人。首當其衝的，是他那些書。他怎麼也想不到，被稱為「文化大革命」的這場運動，會把書作為革命對象。運動到來之前，他還按照平時習慣，給自己的書包上書皮，並在上面寫些「題識」之類的話。在《金陵瑣事》這本中的書皮上，他寫了這樣幾句話：「此等書不知何年所購置，蓋當時影印本出，未得，想知其內容，買來翻翻。整理書櫥，見其襤褸，裝以粗紙，寒傖如故。1966年，時已五十四歲（此指虛歲——引者）。憶鼓搗舊書殘籍，自十四歲起，則此種生涯，已四十年。黃卷青燈，寂寥有加，長進無尺寸可談，愧當如何？」沒有等他明白過來，他已被叫到機關，參加「學習」了。

　　實際上，那不是學習，那是一連串毫無精神準備的不尋常的接火。

　　家人預感到他那些書不妙，值孩子舅父在津，便把線裝書抱到後屋，前屋書櫥裝新書，都罩上白紙。這樣一來，反而「欲蓋彌彰」，不過兩天，機關的「文革會」就派來紅衛兵，將所有書櫥加上了封條。內弟深知孫犁愛書，怕他精神上受不了，等他「學習」回來，特別對他進行安慰。其實，當時國家民族的前途命運尚且未卜，孫犁已顧不上這些了。

　　再後，造反派將後屋隔斷，每天都能聽出有人在那裡捆綁舊書。隨之又來前屋抄書，孫犁的小女兒在場，她還不滿二十歲，以也是紅衛兵小將的資格問：「魯迅的書，我可以留下嗎？」

　　「可以。」

　　「高爾基的呢？」

　　「不行。」

　　於是，「高爾基」被捆走，「魯迅」得以留下。領頭的是一個水管工人，他的答對，在當時情況下，孫犁認為滿有水平。

　　當時孫犁有十書櫃書，全部被抄，其中有多部被列為「珍貴二等」。妻子知道書是他的性命，非常難過。看看他的臉色，又很冷漠，她奇怪了，還以為他臨事不驚，心胸寬闊。

　　問他，他只說：「書是小事。」就不說什麼了。

　　孫犁的家被抄多次，其中一次由南開大學紅衛兵執行，——這次殃及文字稿件。他們走後，家裡人又自抄一次，這樣的文字差不多絕跡了。

　　這已經是冬天，室內暖氣被拆毀，一天黎明，正在生病的妻子，把一些本子、信件，甚至親朋的照片，投進了火爐。她不識字，她憑感覺知道，這些帶字的東西在目前會招禍，便照聖人「敬惜字紙」的規矩，使之乘火升天。

　　但他的一些信件卻在另外的地方保存下來。那是1959年以後幾年間寫給冉淮舟的信。當時孫犁正在養病，要出幾種書，冉淮舟幫助他做了許多抄錄、編排和校對方面的工作，其中主要是對於《風雲初記》的結尾、《白洋澱之曲》的編輯、《文學短論》的選擇、《文藝學習》的補充等等方面的協助。那些信件，就是在工作過程中寫的。孫犁說：「淮舟寫給我的信，在1966年以前，我就全部退還給他保存了。並不是我預見到要有什麼大的災難，是我當時感到：我身體很壞，恐怕活不長久了。」至於他寫給冉淮舟的信，在1966年以後，他連想也沒有想過，因為按照常規，它們也早該丟失或被銷毀了。當歷盡劫難，冉淮舟把這些信件抄錄成冊，做為禮物送給他時，使他大吃一驚。原來，這些信和孫犁送給他的書，都存在保定他愛人那裡，武鬥期間，這位同樣是孫犁作品的熱心讀者，不顧家中其它財物，背著這些書和信逃反，以致因過度勞累而流產。顯然，如果冉淮舟當時也把這些信件退還孫犁，那肯定是隻字不存了。冉淮舟曾把自己搜集到的孫犁舊作一束交孫犁保存，結果就是如此。

　　他的《風雲初記》，也曾一度成為珍本：「所有底本，今全不知去向，出版社再版，亦苦無依據」，他請冉淮舟代覓一冊，結果，也是冉將自己保存的作者簽名題贈的書，回贈給他，使他「展讀之下，如於隔世，再見故人。」冉淮舟是高陽人，1961年畢業于南開大學中文系，學生時代就是孫犁作品的研究者，除陸續發表了許多文章和有關論著外，在孫犁作品的搜集、輯佚和整理方面，也做出了可觀的成績。

　　在反復的抄家中，孫犁的畫也受到了損失：1961年，黃胄同志送給我一張畫，我托人拿去裱好了，掛在房間裡，上面是一個維吾爾少女牽著一匹毛驢，下面還有一頭大些的驢，和一頭驢駒。

　　1962年，我又轉請吳作人同志給我畫了三頭駱駝，一頭是近景，兩頭是遠景，題曰大漠。也托人裱好，珍藏起來。

　　1966年，運動一開始，黃胄同志就受到「批判」。因為他的作品，家喻戶曉，他的「罪名」，也就婦孺皆知。家裡人把畫摘下來了。一天，我出去參加學習，機關的造反人員來抄家，一見黃胄的毛驢不在牆上了，就大怒，到處搜索。搜到一張畫，展開不到半截，就摔在地下，喊：「黑畫有了！」其實，那不是毛驢，而是駱駝，真是驢唇不對馬嘴。就這樣把吳作人同志畫的三頭駱駝牽走了，三匹小毛驢仍留在家中。

　　他參加「學習」，大約在1966年夏秋之交。當時，形勢日益緊迫，他和報社中層以上的幹部，被集中到一處大院。這處大院舊名「張園」，系清末張之洞部下張彪營建，在現代史上頗有些名氣：溥儀出宮後，曾有一段時間移居此處，1931年又從這裡潛往東北，去當偽滿「執政」（後稱「皇帝」）。1924年，孫中山應邀北上，和北洋軍閥談判，也在這裡住過。大樓富麗堂皇，有一間「皇帝」的臥室，全用團龍黃緞裱過，倒確實提醒著人們注意那現代史上的復辟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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