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犁傳(73)_學達書庫

七三

　　1949年進城後，有位相熟的電影導演，要他寫一個關於白洋澱的電影腳本。他正在盛年，希望自己的小說能夠搬上銀幕，於是，在這種「洋玩藝」的誘惑下，不免躍躍欲試。他把自己寫過的一些小說、散文，重新編排了一下：已有的用剪報，沒有的寫新篇，統一內容，串連故事，居然弄出一個用一本舊公文簿剪貼、抄錄而成的電影腳本。

　　過了很長時間，導演來信說：腳本先送茅盾審閱，同意了，後又送另一位負責人審閱，否定了，現將腳本奉還云云。這位導演把後者的批示抄錄在腳本封皮之後，封面上是茅盾的親筆題字：「閱，意見在另紙。茅盾。」可惜孫犁沒有看到這張紙。另一位負責人的批示大意為：這些故事，想像的成分多，還是以拍別一部小說為好。孫犁說：「別一部小說」，也是寫白洋澱的，當時頗流行。

　　我翻看了一下，其中實錄部分固然不少，卻發見我的一篇作品，也被改頭換面，採錄在內。這是有書可查、有目共睹的事，絕不是出於我的「想像」。當然，我那個腳本只是一次嘗試，寫得也確實很不像樣子。一部作品，根據審定程序，誰肯定，誰否定，都系平常的事，其中並無恩怨可言。我把腳本新寫部分摘出來，改成了一篇短篇小說，就是《采蒲台》，此腳本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抄走，發還後，我清理舊稿時，用它生了火。從此打掉了我的興頭，以後，對寫電影腳本的事，我一直持極其冷漠的態度，並勸別人也不要輕易搞這個。關於他要寫電影腳本的願望，就這樣化做了泡影。但事情並不就此完結，他的小說，如《荷花澱》、《風雲初記》等等，後來終於被人搬上了銀幕。不過，他那時再也提不起興趣來了。當有人提出改編，他便說：「你改編吧，願意怎樣改，就怎樣改去吧。不要和我談，也不要和我商量。因為我身體不好，不願意摻夥這些事。」當有的改編者說：「我們很喜歡你的小說的風格，我們一定保證你的風格，在這部片子裡，得到充分的理解和體現。」他便說：「那太好了，你們去弄吧。」

　　他心裡明白，小說是語言的藝術，電影是借助科技成果而展現的綜合藝術，風格云云，因人、因事而異，還是不要過早地下結論吧。

　　他看過《靜靜的頓河》這部電影，其中男女主人公在向日葵地裡相戀，畫面裡出現的向日葵，僅寥寥數棵，而且不像自然生長的，像是插上去、做佈景的。他記得蕭洛霍夫描寫的向日葵，場面是那樣宏大而充滿生機，相比之下，電影裡的男女主人公戀愛得再熱烈，也令人覺得寡味了。在他看來，在這裡就已經損失了原作的風格。

　　他也記得看電影《安娜·卡列尼娜》的情形。賽馬一場戲，渥倫斯基掉下馬來這一事件，是由看臺上安娜的面部表情表現的，表現得恰如其分。只這一個細節，就使影片再現了托爾斯泰長於心理描寫的風格。

　　所以，孫犁認為：「電影能否再現小說的原有風格，並不是一句話就能做到的。編劇、導演、演員的藝術修養，趣味，都要與原作取得協調融合，才可做到。而做到這一點，又談何容易！」

　　這樣，雖然他在電影這個領域裡的嘗試遭受到了挫折，他對這門藝術的瞭解和修養，還是達到了相當的高度。如上所說，從進城到60年代初期，他都是在困難、誤解和挫折中前進的，但他終於登上了一個新的高峰。他說過，從事寫作正如爬山，要有「處下不卑，登高不暈」的氣概。他就是這樣做的。

　　〖生病和旅行〗

　　1956年3月，孫犁正緊張地寫他的《鐵木前傳》，已經寫到第十九節了（現在讀者看到的這部中篇，一共是二十節）。這天午睡起來，他忽然感到一陣眩暈，接著摔倒下去，左面頰跌在書櫥的把手上，碰破半寸多長一道口子，血流不止。報社同人把他送到醫院，縫了五針就回來了。

　　從這時起，長期勞累的身體終於暴發為一場大病，而且一病就是十年。關於他的身體狀況，我們前面做過一些介紹。他自己這樣說過：「我身體素質不好，上中學時，就害過嚴重的失眠症，面黃肌瘦，同學們為我擔心。後來在山裡，因為長期吃不飽飯，又犯了一次，中午一個人常常跑到村外大樹下去靜靜地躺著。」「但我對於這種病，一點知識也沒有，也沒有認真醫治過。」在標明為「芸齋小說」的《無花果》裡，說得比較具體——他說明過，這些小說其實是紀實，今一併引述如次，作為參考：「大體說，這是一種心病，由長期精神壓抑而成，主要是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對自己不喜歡的，嫉惡如仇；對自己喜歡的，愛美若狂。這種情緒，與日俱增，衝動起來，眼前一片漆黑，事後又多悔恨……」這就難怪了，1980年春天，李季以心臟病逝世，他在悼念文章裡，說詩人患有心臟病，這就是致命傷。患心臟病者不一定都是熱情人，而熱情人最怕得此病，特別是詩人。因為詩人的心本來就比常人跳動得快速、急驟、多變、失調，如自己再不注意，那是很危險的。這原是知己之談，現在正好用來分析他自己，雖然他得的並非心臟病。他骨子裡也是一個熱情人，而從事的又是文學事業（廣義地說，這也是詩的事業）。

　　1951年1月，他在《天津日報》副刊寫作小組的一次會上，向青年作者們說：「沒有真實的激動了的感情，就寫不成好文章。」「我們必須激動起來，才能寫好文藝作品。」1954年8月，在一個暑期講座上，又結合自己的情況向聽講的同學們介紹說：「……在創作的整個過程中，心情是沉重的。也許寫作這種工作，感到沉重的時間長，感到輕鬆的時間短一些吧。當然也有一邊寫作一邊歌唱的時候。這個工作，對我來說是感到很沉重的。」身體底子原來就有些問題，加上長期積勞和如此這般的情況，哪有不生病的？說老實話，幸虧他的身體底子還有另外一些良好的素質（依我們看，主要是他的內臟和神經系統具有相當強的活力），否則，將不容樂觀了。事實也如此。這年秋天，他的病顯得很重，「就像一個突然撒了氣的皮球一樣，人一點精神也沒有了，天地的顏色，在我的眼裡也變暗了，感到自己就要死亡，悲觀得很。家裡人和同事們，都為我的身體擔心，也都覺得我活不長了。」最悲傷的是妻子，她常常在一邊悄悄地哭，想不出丈夫為什麼生病，而且一病如此？倒是老母知子，對兒媳說：「你別看他不說不道，這些年，什麼事情不打他心裡過？」但這也只是「知子」而已，對於兒子的病，她也是悲觀的。這時康濯由北京來天津看他，很傷感地說：「我給你編個集子，還要寫一篇長一些的後記。唉，恐怕你是看不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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