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犁傳(72)_學達書庫

七二

　　信號通過《文藝報》轉給孫犁的。那是1952年，禁忌畢竟沒有後來那樣多，一向襟懷坦誠的孫犁，還能比較暢所欲言地和這些青少年們交換一下意見。他告訴同學們：不能脫離上下文和故事發展的整個情節，單單摘出一兩句話來（如「女人們到底有些藕斷絲連」、「一群落後分子」等等），就斷定作者「嘲笑」或「看不起」女人，更不能看成是作者對作品中的人物做的鑒定。「我們看作品，不能僅僅從字面上看，還要體味一下當時的情調，理解人與人之間的關係。不只和概念理論對證，還要和生活對證，就是查一查『生活』這本大辭書，看究竟是不是真實，如果不是這樣，許多事情都是無法理解的。」

　　孫犁當時是三十九歲，這些學生們一般不過十幾歲，但他把他們完全看成了平等對話的夥伴，他非常直率地和他們討論了一個方法問題：「《荷花澱》只是一篇短短的故事……我本來可以不談它。今天我所以詳細地和你們討論，是因為我看到，我們的同學在讀書的時候，常常採取了一種片面的態度。一篇作品到手，假如是一篇大體上還好的作品，不是首先想從它那裡學習一點什麼，或是思想生活方面的，或是語言文字方面的，而是要想從它身上找出什麼缺點。缺點是要指明的，但是，如果我們為了讀書寫字，買來一張桌子，不先坐下來讀書寫字，而是到處找它的缺點，找到它的一點疤痕，就一腳把它踢翻，劈柴燒火，這對我們的學習並沒有幫助。在生活裡或者不致如此，對於作品，卻常常是這樣的。

　　在談作品中的問題的時候，往往不從整個作品所表現的思想感情出發，而只是摘出其中的幾句話，把它們孤立起來，用抽象的概念，加以推敲，終於得出了十分嚴重的結論。這種思想方法和學習方法，我覺得是很不妥當的。我們對一篇作品所以不能理解，或理解得不對，常常是因為我們對作品所反映的當時當地的生活缺乏理解和知識的緣故。但願你們不要根據這個說我反對批評。」信是答覆幾個師範學校的學生的，但是只要分析一下來信和覆信的內容就能明白：當時的讀書界和評論界，至少有一部分人的水平，並沒有超過這些學生。果然，事情不幸為孫犁言中，《文藝報》原為活躍一下學術空氣而登的孫犁的信，招來了「無數詈罵信件，說什麼的都有。好在還沒惹出什麼大禍，我後來就不敢再這樣心浮氣盛了。」完全可以想像：這些信件的大多數作者，正是共和國的成年公民。

　　孫犁後來真的極少再用如此坦率的方式為自己的作品進行辯護（確切地說，他為之辯護的不是自己的作品，而是一種原則）。不過，他也沒有沉默。對他的作品表現出濃厚的興趣並發表各種意見的讀者、評論者漸漸多了起來。主要是讚歌，例如，在一些人的評論文章裡，他讀到了許多遍這樣的字眼：「獨具風格」、「詩情畫意」、「抒情詩」、「風景畫」、「女人頭上的珠花」等等。當然，這類字眼，不見得全是講他的作品；但在講他的作品的文章裡，一個不落地全出現了。對此，他感到了茫然：所謂「獨具風格」，究竟指的是什麼？因為無論什麼作家都有自己的風格。他覺得有些評論，不從作品的全部內容和全部感染力著眼，不從反映現實、時代精神以及某一時期人民的思想情緒著眼，而僅僅從某些章節、文字著眼，使讀者在讀這些作品的時候，就只是去「捕捉」美麗的詞句以及所謂詩意的情調。

　　對此，雖然是讚揚的話，他也是堅決搖頭、不能買帳的：不妨打這樣一個比喻：有一隻鳥，淩空飛翔或是在森林裡啼叫，這可以說是美的，也可以說富有詩情畫意。但這種飛翔和啼叫，是和鳥的全部生活史相關聯的，是和整個大自然相關聯的。這也許關聯著晴空麗日，也許關聯著風暴迅雷。如果我們把這些聯繫都給它割斷，把這只鳥「捕捉」了來，窒其生機，剖除內臟，填以茅草，當作一個標本，放在漂亮的玻璃匣子裡，仍然說這就是那只鳥的「美」，這就是它的「詩情畫意」。這就失之千里。抽刀斷水不可能，斷章取義是很容易的。每個人都可以根據他的愛好，他的需要，在一本書裡尋章摘句，並且一定能有滿意的收穫……無須諱言，對於諸如此類的評論，他感到相當隔膜。可以說，這也是他在人際關係方面遇到的一種苦惱，只不過這種苦惱反映在創作和評論的關係上罷了。

　　苦惱也罷，隔膜也罷，不能否認，在進城以後，直到60年代初期，仍然是他創作上的一個黃金季節。在這段時間裡，他不只整理、出版了他的一部著名的代表作《白洋澱紀事》（小說、散文合集，1958年由中國青年出版社出版，後多次再版，現集內各篇作品已分別收入《孫犁文集》有關卷次），還創作了中篇小說《村歌》、《鐵木前傳》，長篇小說《風雲初記》，評論集《文學短論》，散文集《津門小集》，以及其它有關散文和詩歌等等（以上作品和文章，也都多次輯印或再版，現已收入《孫犁文集》有關卷次）。這些作品，除《文學短論》為評論集，《津門小集》為記敘解放後天津城郊生活的散文小品以外，其餘絕大部分都是反映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時期的革命歷史生活的，是他身居津門，對過去的山地生活和平原生活（當然也包括他的故鄉）的藝術記錄。這是他在創作上的一個成熟期和收穫期，這些作品發表和出版之後（其中不少已被譯成英、法、俄等多種文字），他在新文學史上的地位已經不容懷疑了。

　　但是，就在50年代之初，他自己曾經懷疑過自己的能力。1953年夏天，他從安國縣下鄉回來以後，曾在這年8月6日致函田間，流露了自己的苦悶：我在報社，因無多少工作，所寫又系歷史小說，時間長了，有些沉悶。我想轉移一下。但我又不願專門當作家（因近感才力不足）。你看像我這樣的情形，應該採取一種什麼工作方式為宜？

　　俟康濯回京，你們可以代我思考思考。並望不要和其他方面談及。在孫犁給朋友的信裡，已經不是第一次流露這樣的情緒了。七年以前，即1946年的4月10日（那時他剛從延安回到冀中），他也給田間寫過一封類似的信，在那封信裡，甚至談得更多：「關於創作，說是苦悶，也不儘然。總之是現在沒有以前那股勁了，寫作的要求很差。這主要是不知怎麼自己有這麼一種定見了：我沒有希望。原因是生活和鬥爭都太空虛。」

　　這都是以前的事了。以後或許有新的苦悶（包括不曾遇到的更大的苦悶），那也都是以後的事了。此刻，在他經歷了上面說的那個收穫期之後，他的心情該會有所變化吧？

　　在小說、散文、詩歌、評論等方面，他都已嘗試過，而且卓有建樹。剩下的一個領域，是戲劇電影，我們還可以重開一個話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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