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犁傳(66)_學達書庫

六六

　　房子有了，又托報社的老崔買來米麵爐灶。這樣一來，在滹沱河南岸的那個世代相傳的家庭，就告別了故土，搬到天津來了。

　　朋友和鄰居們也許多次地向孫犁道賀了喬遷之喜，但在他，卻用這樣的文字表達了自己的心情：我對故鄉的感情很深。雖然從十二歲起，就經常外出，但每次回家，一望見自己家裡屋頂上的炊煙，心裡就升起一種難以表達難以抑制的幸福感情。

　　我想：我一定老死故鄉，不會流寓外地的。但終於離開了，並且終於攜家帶口地離開了。《詩經》裡說：「伐木丁丁，鳥鳴嚶嚶，出自幽谷，遷于喬木。」喬遷，原指搬到更好的地方，我們用了這樣的題目，看來是有悖於作家的本意了。既然如此，或者我們可以再借用陶淵明的幾句詩，多少說明他的心情：「少無適俗韻，性本愛丘山。誤落塵網中，一去三十年。羈鳥戀舊林，池魚思故淵。開荒南野際，守拙歸園田……曖曖遠人村，依依墟裡煙……」這詩除了個別地方由於時代不同，不能硬套在孫犁身上以外，無可否認，孫犁性格裡是很有些陶淵明情調的。孫犁不是「誤落」，他走的道路，是一種自覺的選擇。就在不久以前，他對筆者說：他慶倖自己抗戰一開始就參加了革命，他對於自己走過的道路，毫不後悔（大意）。他只是熱愛故土，依戀家鄉，如上面所說，他也像陶淵明讚歌「依依墟裡煙」一樣，讚歌他家「屋頂上的炊煙」了。

　　〖苦惱〗

　　進城以後，孫犁很快發現，在人和人的關係方面，發生了他不喜歡的變化。

　　1950年春天的一個晚上，他去濱江道光明影戲院看《青燈怨》，他注意到，一張門票賣到五千元（相當於今天的五角），而一斤玉米麵是一千四百元。坐下後，他看到前後，左右的觀眾，照農村水平來看，都是生活富裕者。置身于這樣的人群中間，他忽然感到，這是跋山涉水、吃糠咽菜的時候不能想像的。

　　正片前加演的新聞片上出現了皖南救災的場面。一張張農民的乾瘦的面孔，和襤褸的衣衫、破敗的小屋同時出現。這一景象把他拉回到過去，刺痛了他的心：「難過不在於他們把我拉回災難的農村生活裡去，難過我同他們雖然共過一個長時期的憂患，但是今天我的生活已經提高了，而他們還不能，並且是短時間還不能過到類似我今天的生後。」「我同他們的生活已經距離很遠，有很大懸殊……這種生活的對照，在電影院裡，只有一樓之隔。」這就是說，他首先在自己和周圍人們的身上，發現人和人的關係有了微妙的變化：他似乎從曾經同甘共苦過的那些人們當中分離出來，來到了另一個世界，這個世界對那個世界人們的痛苦，似乎下再感同身受。他留心到了這一點，只覺得十二分的不舒服。其實，他憑一個作家的良知留心到這一點，就證明他並沒有忘記那個世界：「藝術在這一時刻把我拉到他們的面前，使我從感情上得到一次激動，得到一次陶冶，使我想到在我們祖國的幅員上，大多數的人民還處在這樣的一種生活水準。雖然，我們的城市生活也還需要建設得更幸福，然而以我們眼下的生活作標準，飽經憂患，勤勞樸素，對祖國有過重大的貢獻的農民是夢也不會夢到的。」這天晚上，他已不再注意《青燈怨》演了些什麼，他覺得這段新聞片盡夠他「消化」的了。

　　看過電影的次日，他約張同志去北站外寧園。正當暮春天氣，遊人如織，有划船的，有品茶的，從服裝外表看，多是昨晚在影院裡看到的那樣的人們。

　　孫犁忽然感到有些憋悶。他很想到那邊長堤上站一站，吹吹久別的農村原野的風。他把自己的想法和張同志談了談，對方另有一番見解：

　　「你有些觀點是不正常的，落後的。玩玩耍耍，滑冰駁船，飲茶談心，口紅糖香，正是生活的正常現象，也就是我們戰鬥的理想。我們從青年就參加了遊擊戰爭的生活，習慣於山巒漠野，號角槍聲，勺飲壺漿，行軍熱炕，其實這都是反常的，都不是我們生活的目的。我們生活的目的，就是像眼前這個樣子，康樂富強！」

　　這番話說得振振有詞，孫犁不得不承認，那道理是對的。是啊，「我們生活的戰鬥的目的是全體人民的康樂富強，」——這，他也是贊成的。但現在這樣還不夠，例如，他覺得昨晚電影上映出的農民生活，離目前情景就很遠。另外，他也看到，天津的許多工人住區，還處於貧困之中，那些窄小的胡同、老朽的磚房、低矮的灰土小屋，甚至還有那些有待清除的野葬和浮厝，那些孳生蚊蠅的穢水溝……都說明工人的生活也還不高，那裡的情況，在他看來，簡直和冀中端村那樣的集鎮沒有什麼區別。因此，他認為天津廣大的工人群眾也需要提高生活，需要改善他們的居住條件和衛生設備。

　　這樣，如果說不是反駁，那也是含蓄地修正或補充了張同志的意見。他說：

　　如果有的同志有些牢騷，有些不開展，那只是說，從這些鄉下人來看，眼前這些人，很多還是過去那些不事生產的，而有時，他們樂的更沒道理，加強著他們的剝削的、寄生的、醜惡的意識。我們所以不能以眼前的樣子為滿足，是因為我們還需要繼續努力，建設起全體勞動人民的新的康樂富強的生活，在建設過程中，並改造人們的思想，傳統的優越感和剝削意識。

　　進城初期，應該說他的生活進入了一個相對安定的時期；但人際關係方面的這種隔膜感、冷淡感，卻又困擾著他。這可以說是一種新的焦慮，在當時進城的人中間，恐怕還很少人有這樣的焦慮，——我們姑且也把這喚作一種「憂患意識」吧，——有誰料到，這種「憂患意識」，會出自一個不久前還被批評為有「小資情緒」（如他的短篇小說《碑》、《鐘》、《琴和簫》等，都曾受到過類似的批評）的作家呢？

　　他非常懷念從前在山地、在平原一起戰鬥過、生活過的那些人們，他慨歎進城以後，人們已經不像在戰爭年代那樣互相掛念、互相關心，雖然生活在一個人口密集的大城市的「人海」裡，卻有些漠然而處、「相忘於江湖」了。

　　他大概也是懷著這種寂寞感，來理解和看待趙樹理的。1950年冬季，有一天早晨，趙樹理來到他住的地方。他們是頭回見面，談話內容，孫犁已不記得，但對趙樹理印象極深：「恂恂如農村老夫子，我認為他是一個典型的農民作家。」見面之前，孫犁讀過他的《小二黑結婚》、《李有才板話》、《李家莊的變遷》等小說，那是在抗戰剛剛結束、從延安回到冀中以後。孫犁覺得，趙樹理的小說突破了前此一直很難解決的文學大眾化的難關；但是，如果沒有遇到抗戰，沒有和這一偉大歷史環境相結合，趙樹理的創作前途，就很難預料。所以，他認為趙樹理的成功，不取決於文字形式，也不單單取決於寫什麼（文學題材），也不取決於對文學藝術的見解和所學習的資料，——這些，以前的人們也都解決了或具備了，但並沒有出現趙樹理型的小說。趙樹理的成功，在於適應了時代的需要，「應運而生」。但是，當趙樹理進入城市，這朵花的顏色就暗淡了下來：隨著抗日戰爭的勝利，土地改革的勝利，解放戰爭的勝利，隨著全國解放的勝利鑼鼓，趙樹理離開鄉村，進了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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