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犁傳(61)_學達書庫

六一

　　到了衝鋒的地點，那個緊鄰車站的小村莊。古運糧河從村中間蜿蜓流過，這條河兩岸是紅色的膠泥，削平直立，河水很渾很深，流的很慢。兩岸都是園子，白菜畦葡萄架接連不斷。一條烏黑的電線已經爬在白菜上，掛到前面去了。

　　戰士們全緊張起來，我聽到了戰場上進攻的信號，清脆有力的槍聲，衝鋒開始了。我聽見命令：「過河！」就看見那個小小的炮手——馬承志，首先跳進水裡，登上了對岸。

　　這孩子躍身一跳的姿勢，永遠印在我的心裡，這是標誌我們革命進展的無數畫幅裡的一幅。在這以前，有他那年老失明的外祖父，在平漢線作戰犧牲的馬信濤，勤謹生產的姐姐馬秋格；從他後面展開的就是我們現在鋪天蓋地的大進軍，和那時時刻刻在沖過天空、吱吱作響、轟然爆炸的、我們的攻佔性的炮聲。

　　這轟然爆炸的、攻佔性的炮聲一直延伸開來，在長城內外、大江南北到處都是火光沖天，到處都是歡呼解放的人群。在騰騰烈焰和如潮歌聲中，一個新的國家的形象已經孕育成熟，五四時期那位新中國的預言詩人所召喚的鳳凰，就要再生了！

　　於是，在1949年1月，孫犁又一次隨大隊集合。這一次集合，不是向平原和山地轉移，也不是走向那曾是革命燈塔的邊城，而是走向大都市，走向被稱為北方重鎮的天津。

　　當時孫犁正在深縣，接到方紀的電話，說冀中區黨委通知他到勝芳集合，準備進入天津。他先到了河間，然後與方紀、秦兆陽一同騎車去勝芳。勝芳是津郊大鎮，水上風景很好，可惜是冬季，想觀賞而不可得。但是他興致勃勃地趕了集，看了市上出售的舊書。

　　在勝芳集中的，除了《冀中導報》的人員，還有從冀熱遼的《群眾日報》來的一批人，它的副總編輯郭小川，也屬這批人之內。這兩部分人合起來，籌備進城後的《天津日報》的出刊。當時，孫犁編在《冀中導報》的隊伍裡（他在冀中時，常在該報駐地食宿，但只在今天，才成了它的正式成員），和方紀共同準備了進城後的副刊版面，他寫了一篇題為《談工廠文藝》的文章，後來登在1949年1月18日出版的第二張《天津日報》上。從這時起，他已經想到，隨著進入城市，文藝工作的對象和重點將要發生具體的變化：「在農村工作了多年，我們對於農村文藝工作和部隊文藝工作，積累了一些經驗。天津是工業城市，現在想到的是：如何組織起一支工人文藝隊伍。」「八年抗日戰爭，我們主要是建設了鄉村的藝術活動。今天，進入城市，為工人的文藝，是我們頭等重要的題目。」以後的事實證明，和孫犁的名字緊緊連在一起的《天津日報》的文藝副刊，在發展工人的文藝和培養工人作家方面，作出了實際的貢獻，並產生了全國性的影響。

　　他們在勝芳並沒有等候多久，天津就解放了。下面的情形，讓我們轉錄作家本人的紀事：進城之日，大隊坐汽車，我與方紀騎自行車，路上，前有三人並行，我們騎車繞過時，背後有槍聲。

　　過一村後，見三人只剩一人，我與方紀搜檢之，無他。此自由行動之害也。比至城區，地雷尚未排除，一路傷員、死屍，寸步難行。道路又不熟，天黑始找到報社，當晚睡在地板上。孫犁後來說過，這是差一點兒沒有挨了國民黨的黑槍。

　　過去的都已過去。現在，天亮了，解放了，睡在地板上的這一夜，迎來了一個新的黎明。

　　※第七章進城以後

　　〖園丁之歌〗

　　天津解放的日子是1949年1月15日。攻城前，據外國通訊社報道：天津市民估計，人民解放軍兩三天內就可以攻佔天津。實際上，只用了一天時間，這個始建於明代永樂二年（1404年）的「海上門戶」，便跨入一個新的歷史紀元了。

　　當孫犁和方紀騎著自行車，沿著公路經由楊柳青進入天津的時候，「遇見了解放天津作戰的青年戰士們，他們說笑、歌唱，對源源進入天津的人們熱情地招呼。每個人都對他們表示了無上的尊敬，他們完成了中國歷史上最神聖的任務，從人民脖頸上摘去帝國主義和封建勢力的雙重枷鎖。」「一種新的光輝，在這個城市照耀，新生的血液和力量開始在這個城市激動，一首新的有歷史意義的贊詩在這個城市形成了。」孫犁就是懷著這種歷史感覺進入天津的，他和新生的天津市的人民一樣激動。「那來自東北各地的青年英雄們，那來自冀中各個城鎮、各個村莊有組織有經驗的民工擔架隊，和那些帶著農民的樸實作風進入這個城市工作的地方幹部們，都用自己的工作，和自己對這個城市的貢獻，來紀念天津的解放。」

　　他也是這樣。進城後的第三天，就在原來《民國日報》的舊址，出版了《天津日報》。順便說一句，《天津日報》的組成人員，除了上述《冀中導報》和《群眾日報》的兩部分人，還有一些平津學生。孫犁被分配在副刊科工作，做副科長（科長是方紀）。從此，儘管他的具體職務有所變化，但再也沒有離開《天津日報》。

　　《天津日報》的副刊以《文藝週刊》的名稱享譽文壇。做為作家和編輯，孫犁在這塊園地上默默耕耘了幾十個寒暑，到了他的筆下，變成了這樣幾句普普通通的話：記得1949年進城不久，《天津日報》就創辦了《文藝週刊》。那時我在副刊科工作，方紀同志是科長，《文藝週刊》主要是由他管，我當然也幫著看些稿件。後來方紀走了，我也不再在副刊科擔任行政職務，但我是報社的一名編委，領導叫我繼續看《文藝週刊》的稿件。當時鄒明同志是文藝組的負責人，週刊主要是由他編輯。

　　……

　　現在有的同志，在文字中常常提到，《文藝週刊》是我主編的，是我主持的，……這都是因為不瞭解實際情況的緣故。至於說我在《文藝週刊》培養了多少青年作家，那也是誇張的說法，我過去曾寫過一篇小文：《成活的樹苗》，對此點加以澄清，現在就不重複了。人不能貪天之功。現在想來，《文藝週刊》一開始，就辦得生氣勃勃，作者人才濟濟，並不是哪一個人有多大本領，而是因為趕上了解放初期那段好時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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