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犁傳(62)_學達書庫

六二

　　這話說得有理。大作家、大哲學家們多次說過這類意思的話：花草樹木離不開自然氣候；作家作品離不開社會氣候。提起解放初期那段好時候，不只孫犁有依依之情，二十歲在《文藝週刊》發表處女作的從維熙也說過：「我還經常回憶50年代初期的美好時光，那時我們的空氣多麼清新，每每思念起來，真有涉步于鬱鬱森林之感。」蒙古族作家佳峻則從《文藝週刊》直接領略到了那「早晨的風」：「在眾多的報刊中，我是《天津日報·文藝週刊》的讀者，我學的是新聞，但我讚賞在這裡刊出的一些清新、質樸、不雕琢、不媚俗的作品，它們給我很深的印象，讀後常常聯想到一個普普通通的菜園、一塊平平常常的草坪、一潭波瀾不驚的春水、一片四處可見的綠葉，平凡極了，但充滿生機，就像每天都可以領略的早晨的風。」

　　很快，圍繞著《文藝週刊》，成長起一批年輕的作者隊伍，人們經常提起的是這幾位：劉紹棠、從維熙、房樹民、韓映山等。他們在給《文藝週刊》投稿的時候，都還是中學生，如劉紹棠，他在該刊發表作品時，才只有十五歲。後來被許多人稱為「荷花澱派」的那個作家團體（儘管對文壇上是否已經真地形成了這樣一個流派還存在著爭議），主要就是以這些人為基礎。正因為《文藝週刊》在扶植文學新節、培養青年作家方面盡了心力，取得了世人公認的成績，這些作家自己在許多年之後，也一直感念著它和它的主持者們的勞績，尤其是它那良好的編輯作風，更是澤及後人，影響深遠。劉紹棠說：「對於《天津日報》的遠見卓識，扶植文學創作的熱情和決心，栽培文學新人的智力投資，我是非常欽佩和感念不忘的。孫犁同志把《文藝週刊》比喻為苗圃，我正是從這片苗圃中成長起來的一株樹木。飲水思源，我多次寫過，我的創作道路是從天津走向全國的。」從維熙說：「……我的啟蒙師長孫犁同志，似乎也在一篇書簡中，把文學比作一座高山，他在這座峰巒面前『高山仰止』。」「回歸文壇之後，我常常告誡自己：少一點嘩眾取寵，多一點甘居寂寞；少一點遊山玩水，多一點苦鬥精神。文場不是賭場，文苑不是商品交易會，它應當是乾淨而寧靜的，這是我國古代文人留下的良好遺風。這種遺風，不應當在我們這一代人或下一代人中間斷線失傳。之所以要這樣告誡自己，因為自己也生活在現實之中，自己身上也有七情六欲，難免受名利之心的驅使，而變成文場上的外交家。」

　　在《文藝週刊》這塊園地上，對於許多青年作者來說，雖然孫犁盡了一個園丁或師長的責任，可是，除了他在課堂上教過的學生，他固執地不同意別人稱他為老師。他也始終只把《文藝週刊》看做是一個「苗圃」，在給劉紹棠的一封信裡說：「我並不希望你們（指從維熙和其他同志），老是在這個地方刊物（指《天津日報》文藝週刊）上發表作品。它只是一個苗圃。當它見到你們成為參天成材的大樹，在全國各地矗立出現時，它應該是高興的。我的心情，也是如此。」前面他說到的那篇《成活的樹苗》，以哲理化的情節和語言，講了他關於培養青年作家的體會、見解：有人從承德帶回來八株馬尾松樹苗，分贈同院養花的人，他得到三株。一月後，別人養的都沒有成活，他養的三株，活了一株，「值雨後，挺拔俊秀，生氣四溢。」當日送樹苗者要他介紹經驗，他笑著說：「這有什麼經驗，你給我三株，我同時把它們栽到一個盆裡。死去兩株，這一株活了，是趕對勁了吧。」對方不以為然，他觀察過孫犁的栽培方法：經常鬆土、避免烈日暴曬……孫犁不再爭辯，並說：「種植時，我在下面還鋪了一層砂子，我們院裡的土太粘了。」

　　別人以為這就是經驗。孫犁說：「鬆土、加砂，不太毒的陽光，同施於三株，而此株獨活。可能是它的根，在路上未受損傷，也可能是它的生命力特別強盛。我們還是不要貪天之功吧，什麼事也不要貪天之功。」這樣說了之後，彼此一笑而散。

　　不久，鮑昌來訪，他告訴孫犁要到石家莊開會，能見到劉紹棠、從維熙。孫犁托他代向二人致意，並約稿。談話間，孫犁又說到了一個題目：「近些日子，我常想這樣一個問題：近幾年，人們常說，什麼刊物，什麼人，培養出了什麼成名的作家，這是不合事實的。比如劉、從二君，當初，人家稿子一來就好，就能用。刊物和編者，只能說起了一些幫忙助興的作用，說是培養，恐怕是過重了些，是貪天之功，掠人之美。我過去寫了一篇『論培養』，我想寫一篇『再論培養』，說明我經歷了幾十年風塵，在覺悟方面的這一點微微的提高。」

　　這一次，他又遇到了鮑昌的詰難：「我看你還是不要說得太絕對了。那樣，人家會說你不想再幹這方面的工作了，是撂挑子的話。」他承認鮑昌聰穎，應對敏捷，而且常常一針見血，彼此便又一笑而散。

　　關於馬尾松樹苗和關於培養青年作家的這兩次談話，發生在同一個夏日的早晨和下午。孫犁並非有意把它們安排在一起，可是它們就像一篇故事的開頭和結尾那麼上下呼應一致，也真是無巧不成書了。

　　在《文藝週刊》，他做了許多切實而具體的工作。在這個剛解放的城市裡，正像他在那篇《談工廠文藝》的文章裡說的，很注意培養工人自己的文藝。在這一思想指導下，《文藝週刊》的版面上，很快出現了一批工人作者的名字，其中如阿鳳、董相、騰鴻濤、鄭固藩，以及稍後的萬國儒等等，都曾經產生過相當影響。孫犁強調這一經驗：當編輯，主要看稿件質量，不分遠近親疏、男女老幼、有名無名，稿件好的，立即刊登，連續刊登。而且，週刊很看重發表新作者的作品，認為自己應該有一支新作者的隊伍，「一旦這些新作者，成為名家，可以向全國發表作品了，就可以從這裡移植出去，再栽培新的樹苗，再增添新的力量」，因為它是一個「苗圃」。這一做法果然奏效，在不長的時間裡，從這個小小陣地上連續走出那麼多全國聞名的文學新人，不是沒有原因的。從維熙、佳峻、韓映山等，都曾談過《文藝週刊》迅速、連續地發表他們作品的往事。其中，韓映山談的也許更有一些代表性：

　　50年代初，當我還在保定一中念初中的時候，就喜歡讀《文藝週刊》發表的作品。它雖是報紙上的週刊，其文學性質卻是很強的，作品內容很切實，生活氣息很濃厚，格調很清新，語言很優美，有時還配上一些插圖，顯得版面既活潑健康，又美觀大方，沒有低級趣味和小家子氣，更沒有那些誰也看不懂的洋玩意兒。當時孫犁同志的《風雲初記》和方紀同志的一些作品曾在上面發表，影響和帶動了不少的青年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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