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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九


  抗戰勝利後,從延安回到冀中寫大鼓詞,在某種意義上,也是承繼了他寫詩的餘績。當時,他的作品還不算多,但,嘗試的形式已經不算少了。在同時代作家中,他的創作路子還是比較寬的。這會沾些便宜:譬如渡河,他不是靠一隻獨木舟駛向彼岸,他可乘的船比較多,根基穩健一些。

  可惜,他的大鼓詞留下來的不多,我們只能看到兩篇:《民兵參戰平漢路》、《翻身十二唱》。前一篇寫1946年蔣軍進佔張家口後,民兵如何組織起來參戰、破路;後一篇寫土改後翻身農民的生活。前者出場的人多,有較完整的故事,開頭便是:「說的是,8月9月大秋天,莊稼全拉到了場裡邊……」從內容到語言,都具有鼓詞的特點;後者主要寫一個三十八歲的單身漢孫老德,土改後如何分房、分地、娶親……沒有連貫的故事,句式短,更像詩,但也可以演唱,很像說書人在「正篇」開始前演唱的一個「小段兒」。我們還注意到,《翻身十二唱》用了「紀普」的署名,這個署名雖然不是第一次用,也是用得比較早的一次,它的意義,前面已經說過,很可是為了紀念在抗戰時期夭折的長子(名普)。他寫得更多的,自然還是小說和散文。在這些作品裡,我們看到時代的進程加快了,新中國大廈的基礎工程已經接近完成,他也日益接近了那個新的歷史的大門口。事變每日每時地發生著,一切都是來得既迅猛,又樸素,在不如不覺中,他和一個新的國家一起成熟了。雖然在戰爭環境裡滾爬了十多年,他卻沒有真正打過仗,「我是一名文士,不是一名戰士。」他說。

  但在1948年初夏,他到了一次前線,目睹了戰爭的場面。那是青滄戰役攻佔唐官屯的戰鬥,戰前,冀中區黨委在一次會上,號啟作家上前線,別人都沒應聲,他報了名。「這並非由於我特別勇敢,或是覺悟比別人高。是因為我臉皮薄,上級一提及作家,我首先沉不住氣。」我們不知道事情是否真像他解釋的這樣,縱然是這樣,他的態度仍然是可愛的。

  頭一天他從河間騎自行車到了青縣,第二天下午就參加了進攻唐官屯的戰士行列。戰鬥打響了,十幾分鐘以後,他在過河的時候,看見河邊有幾具戰士的屍體,被帆布掩蓋起來。正在這時,有一發炮彈落到河邊,他被震倒了,在沙地上翻滾了幾下,幸好還沒有事情。他乘上一隻箔籮,渡到對岸,天已經黑了。同行的一位宣傳科長,把他帶進了街,安置他在一家店鋪裡歇下,就到前面做他的工作去了。

  街那頭還在戰鬥。他一個人坐在黑洞洞的屋裡,聽著前面的槍炮聲,過了一夜。黎明時分,科長回來,告訴他已經開倉濟貧,叫他去看市民領取糧食的場面,以為這是到了作家用武的時候了。

  這就是他經歷的一次戰火的試煉吧。在這次戰鬥中,他沒有得到戰利品,卻丟了一條皮帶,和皮帶上掛的小洋瓷碗,這只小洋瓷碗,已經跟他多年了。此外,還丟了一件毛背心,那是一位女同志用他年幼時的一條大圍巾改織的。他不知這些東西是怎麼丟的,也許是遇到炮擊時翻滾在地上弄丟的,也許是遺忘在店鋪裡了。看起來,他也是從生死線上闖過來,沒有功夫計較這些東西了。在戰前行軍的路上,他曾遇到也是來體驗生活的一位同志,聽說是茅盾的女婿,他在這次戰鬥中犧牲了。

  孫犁更多看到的,是人民的犧牲,尤其令他感動的,是人民對待犧牲的態度。

  下面是他敘述的一個極平常的例子。那一年他正在他的家鄉安平採訪,這件事就該是發生在他的家鄉:張秋閣父母雙亡,沒有看到翻身的日子,是哥哥照看她和妹妹二格長大。土改後,哥哥參軍上了前方,她帶著妹妹二格過日子。這一年是1947年,時值春日,冀中區正開展大生產運動,支援前方打仗,張秋閣當上了婦女生產組組長。有一天晚上,她正在屋裡紡線,代耕隊長曹蜜田拿著一封信來了,他是秋閣哥哥小時候的夥伴。曹蜜田猶豫著,說出了信的內容:秋閣哥哥作戰犧牲了。講完這個消息,他的眼睛濕了。

  這消息是一聲悶雷,使秋閣驚叫,發呆,最後趴在桌上,痛哭了一場。她想到的是:「哥哥從小受苦,他的身子單薄。」

  「他是為革命死的,我們不要難過,我們活著,該工作的還是工作,這才對得住他。」蜜田說。

  「我明白。」秋閣,「哥哥參軍的那天,也是這麼晚了,才從家裡出發,臨走的時候,我記得他也這麼說過。」

  「你們姐倆是困難的。」曹蜜田說,「信上說可以到縣裡領恤金糧。」

  「什麼恤金糧?」秋閣流著淚說,「我不去領,哥哥是自己報名參軍的,他流血是為了咱們革命,不是為了換小米糧食。我能夠生產。」蜜田走後,她這一夜幾乎沒有睡覺。第二天一早,她叫醒二格,姐妹倆到碾子上軋了玉米,然後叫二格先回家做飯,她去找她的組員,商量生產方面的事情去了。對方也是一個女孩子,如果不是從秋閣的眼睛上看出她哭過,簡直看不出這一夜發生過什麼事情。

  孫犁家鄉的人民,就是以這樣堅強的意志,承受著犧牲的痛苦,以這樣從容的態度,迎接著每一個黎明。誰也無法測量,一個正在向上的時代的人民,他們的心地到底有多麼寬廣。

  在同一年的六七月間,孫犁在博野參加土改試點。在他蹲點的村子裡,發生了這樣一個小小的事變:一個老人,兒子十年前參軍了,好久沒有音訊。他紡線,兒媳織布,帶上一個小孫子,如此度過了十年戰爭,孫子也有九歲了。老人精神很好,對於戰爭的前景,他非常樂觀,「每個人眼前有一盞燈指引,可是他的燈照得特別明亮。」兒媳還年輕,侍奉公公,照顧孩子,一天到晚手腳不停地勞作,卻異常沉默。這是可以理解的,因為她希望著的那個日子還沒有到來。對於年輕女人來說,希望有時是一種難以用言語表達的煎熬,於是,沉默就是她想說的一切。

  孫子還幸運,父親不在身邊,老人給了他雙倍的慈愛,加上母親那一份,他真地成了一家人的「掌上明珠」。十年戰爭,每次鬧敵情,老人背著孫子逃難,「在他看,熱愛了孫兒,在這個時代,就是熱愛了那在戰場作戰的兒子,那在家中勞作的兒媳,就是熱愛了那偉大艱難的革命戰爭。」土改當中,老人很積極,對孫犁特別關心,農曆六月初一晚上,國民黨軍隊到了博野,他親自安排孫犁轉移——……在那掛滿黎明的冷露的田野,他送我遠行,就如同他在十年前,送走了他的兒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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