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犁傳(58)_學達書庫

五八

　　在他看來，這道理也很簡單：到什麼地方，就踏踏實實地工作吧，先不要考慮怎麼對創作更有利，沒有這方面的目的，有時反而能得到這方面的收穫。事實上，每一個作家的出現，並不是他先有意想當作家，大都是他在一個地方認真工作了若干年，又不斷地寫作，慢慢地也就成了作家。

　　這也可以看做他對自己的創作經歷的某種說明。在他看來，生活經歷對寫作非常重要，但還必須關心群眾生活。「不關心別人，是寫不好作品的，我自己寫作品，常常感到生活不夠，路子窄，本錢少。比如寫戰鬥，我就寫不好。一位熟識的作戰科長看了我描寫的戰爭場面，對我說，「你寫的這叫打仗嗎？』一位在太湖養病的同鄉看了我的書，說我寫的戀愛也不帶勁。這都是因為生活上的欠缺。作品裡的生活是不能賣弄玄虛的，一分虛偽也是看得出來的。我們要多認識一些人，多經歷一些事。也許今天用不著，明天還會有用的。」在實際生活中，他會品察細節，也會處理細節。1946年7月31日他給康濯的信裡說：「我覺得寫小說的好處表現在作者對生活的深入調查研究，用心的觀察體會，因此它不與主題思想兩家皮。」

　　他覺得他生活過的山地人民非常單純可愛，「例如老太婆，雖是常常耍個心眼，但是她也叫我同情，心眼也簡單可愛呀！」他回顧自己在戰爭環境裡經常打起背包下鄉，用自己的親身體會告訴青年作者：假如在冬天，你背著行李到了老鄉家裡，老鄉提議打通腿睡覺，你不能反對。假如房東家有病人，你因為高興而唱歌，也會搞壞關係。農民不明白「作家」是怎麼一回事，不會給你特別的禮遇。「他們只知道你是念過書的人，能寫會算，村農會就求你寫標語，村公所求你打統一累進稅，抗屬求你寫信……這一切，你都不能拒絕，而且要做得好。」「當你給他們做了很多事情，群眾敬愛你，也是好現象。只要你真正能給他們解除疑難，群眾是最不負心的。」他這樣告訴別人，他自己自然是這樣做的。在經歷了這些生活之後，他進入創作，而且把生活和創作兩個齒輪，變成了提高自己的動力：我的經驗是：認真地做一次群眾工作，就是對自己的認識和思想情感一次提高。如果再根據這些體驗，從事一次創作活動，那就又是一次提高。生活是充實的，但很少有讀書的機會。而且，他上中學以後漸漸積累起來的那些書，一部分損失於抗戰，一部分損失於土改。抗戰期間，他的書成了危險品（因為大部分都是革命書籍），家裡人只好忍痛燒掉，或是換了掛麵，熟肉。至於土改時，因為他的家庭成分是富農，一些書被貧農團拿走，當時農民已普遍學會裁紙捲煙，鄉下紙張難得，這些書便改了行——做了捲煙紙了。

　　這時孫犁正在饒陽縣張崗小區參加土改，上級發了一個通知，要各村把鬥爭果實中的書籍上繳小區，由專人清查保管。在張崗小區，這件工作落在了孫犁身上。

　　書並不多，全堆在一間屋子的地下，而且多是古舊破書，已經不大能夠捲煙。孫犁因家庭成分不好，又正受著批判，不敢染指於這些書籍，全把它上繳縣委了。

　　在鄉間工作，沒有什麼買書機會，偶然遇到書本，也只能用打遊擊的方式，走到哪裡讀到哪裡。

　　有時也能遇到中意些的書，這時真有知己之感。1946年在蠡縣時，從縣城集市的地攤上，買到一冊商務出版的精裝本《西廂記》，他帶在身邊看了一些日子，後來送給蠡縣一位書記了。翌年在饒陽，《冀中導報》設在張崗的造紙廠，因為常常收買舊書，他又常到這家紙廠吃住，有時便也能從堆放舊書的棚子裡撿出一兩本有用的書（如《書譜》之類），使它暫免「回爐」之災。

　　在河間工作的時候，每逢集日，都可以看到推著小車販賣爛紙書本的小販。有一回，他從小販那裡竟買到一部初版的《孽海花》；他一直保存著這本書，進城後才送給一位新婚燕爾、即將出國當參贊的同志。

　　大體說來，當時的環境沒有、也不可能給他提供良好的讀書條件。由於種種原因，健康水平又開始下降。他在前面說的那封給田間的信裡，承認自己存在著創作苦悶，雖然他又解釋說：「……創作的苦悶在我並非主要的，而是不能集中精力工作，身體上的毛病，越來越顯著，就使自己灰心喪氣起來。」這是給朋友的信，也許只是一時的或極而言之的話，但我們不能否認，他這時在健康和心境方面，是存在著一些問題了。

　　自然，如前所說，生活上還是深入的、扎實的。他說過，他們那一代作家的主要特點，是從生活走向創作。縱使他在某個時候，在健康、情緒等方面處於「低谷」，那火熱的生活也會召喚和推動他走出這個「低谷」的。

　　〖鳳凰再生了〗

　　解放戰爭之初，他因為在冀中農村工作，一半是環境驅使，一半是興之所至，他曾熱衷於民間說唱形式，寫了一個時期的大鼓詞。他那時認為，大鼓詞這種形式很好，很為群眾喜聞樂見。他以為自己這樣做的結果，對他以後寫詩、寫散文，都很有好處。

　　其實，他在抗戰時就對寫詩產生過濃厚的興趣：「那時行軍走在路上，時常湧現一些詩句，在那些年月，詩的句子經常反映到頭腦裡來，一點也不奇怪。休息了，掏出小本子，放在膝蓋上，詩的句子短，抄寫方便，很快就記下來了。風裡雨裡，能寫，黎明黃昏也能寫，那些年容易產生詩人。」因為當記者的緣故，他當時寫的是敘事詩，如《兒童團長》，《梨花灣的故事》、《白洋澱之曲》等。他認為，詩以質取勝，很難寫好，至少比散文難，因而嘗試了一段時間後，暫時和詩分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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