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犁傳(50)_學達書庫

五〇

　　〖羈留河間〗

　　在蠡縣劉村住了三個月以後，冰消雪化，春水融融，按照原來的計劃，他本想由沙河乘小船去白洋澱。當時冀中區黨政機關在河間，路過此地的時候，值「冀中八年抗戰寫作委員會」成立，又是王林挽留，他成了這個委員會的一員，留在河間了。

　　區黨委要他主編一個刊物，即《平原雜誌》。他確實是「主編」，因為編輯部並沒有別的人。地址呢，就設在區黨委機關報《冀中導報》社的梢門洞裡，靠西牆放一扇門板，連床帶坐位都有了，床前再放一張小破桌，這就是編輯部。

　　接受任命之後，他邀集冀中區各個有關方面的人士，在《冀中導報》社開了一個座談會，議定了刊物的性質和編輯方針，然後他就腳踏實地地幹起來了：上半月，他經常到各地體驗生活，搞創作；下半月，回報社編排稿件，發稿以後就又走了。區黨委看他太忙，打算調一個女同志給他當助編。一天上午，這位女同志果然姍姍而來，坐在了「編輯部」的門板上。她是柳溪，是新從北京來的洋學生，後來成為一名作家。孫犁在前些年得悉，她還是紀曉嵐的後代。但在當時，孫犁卻沒有接受她當自己的助編，原因是：他覺得以前在山區時，就是一個人編刊物，已經習慣了，添一個人反倒麻煩，又是個女的，諸多不便，於是回復上級，辭謝了。關於柳溪，我們不妨借著作家的筆，做幾句交代：我那些年，並不像現在深居簡出，蟄伏一處。時常出去雲遊，芒鞋破缽，雲蹤無定……有一年的初冬，我正在饒陽、博野之間的田野裡雲遊，忽見一個農村少婦，兩手把一個肥胖的嬰兒托在胸前，在荒野小道上，大踏步迎面而來，走在跟前，我才認出是柳溪。她已經結婚生子，並且完全農民化了。

　　沒有助手，什麼都得自己來，用他自己的話說：又要下蛋，又要孵雞。但刊物辦得相當認真：每期都有一個中心，除去大家的來稿，圍繞著這一中心，他每期都自己動手，寫了梆子戲、大鼓詞和研究通俗文學的理論文章——寫到這裡，我們需要做一個回顧：1940年，在晉察冀邊區文藝界也有一場關於民族形式問題的爭論，一些人傾向於「新酒新瓶」，另一些人傾向於「舊瓶新酒」。孫犁是傾向於前者的，他在《晉察冀日報》上登了一篇短文，其中有一句話，大意為，「有過去的遺產，還有將來的遺產」。這句話曾引起兩位戲劇家的氣憤，主張先不要討論，要先編一部文藝詞典，弄清名詞再討論。對於他們的態度，孫犁也很不滿意，嘲笑他們過了二十年還沒有編出這樣一部詞典。孫犁解釋說，他那時的意思是：藝術形式是逐漸發展的，遺產也是逐漸積累起來的。

　　總之，那時孫犁對於利用舊形式，是並不熱情的，而且，據他自己說，他「當時的文字、文風，很不規則，措詞也多歐化生硬」。但這一切，都不要緊，正像他在《回憶沙可夫同志》的文章裡說的：「凡是真正有價值的文學作品，不分古今中外，不管是什麼流派，他都幫助大家學習。有些同志，一時愛上了什麼，他也不以為怪，他知道這是會慢慢地充實改變的。實際也是這樣。例如故去的邵子南同志，當時是以固執歐化著稱的，但後來他以同樣固執的勁頭，愛上了中國的『三言』。此外，當時對《草葉集》愛不釋手的人，後來也許會主張『格律』；喜歡馬雅可夫斯基跳動短句的人，也許後來又喜歡了字句的修長和整齊。」現在，證實了他寫的這些話，他自己也熱心梆子戲、大鼓詞和通俗文學的理論了。而且，他這時所表現出來的對通俗文學的熱心，還引起一些人對他的創作前途的疑慮。事實上，這又是多餘的了，倒毋寧說，經過一些歐風的衝擊，再經過一個時期對通俗文學和傳統形式的執著的追求，他的文風鍛煉得更加遒勁、圓熟了。

　　《平原雜誌》出了六期，他仿照魯迅編雜誌的方法，每期都寫了較長的編後記。在有一期的編後記裡，還特別介紹了陝北著名說書盲藝人韓起祥說的《時事傳》，指出「韓瞎子」（這是他家喻戶曉的名字）的成功不只在演唱技能，更在於他能接受新事物，善於創造進取，不死守舊的一套。他提醒讀者注意這一場面：一面鼓，一副檀板，就可以吸引上千上萬的人，裡七層，外八層，圍得風雨不透。由這裡，我們也可以知道孫犁那時為什麼如此熱心通俗文學的原因。他自己寫了些什麼大鼓詞、梆子戲，我們雖然不知道詳細的情況，但肯定屬「話須通俗方傳遠，語必關風始動人」的那一類。

　　孫犁作為一代著名的編輯，他的有獨特風格的編輯作風也在這時開始形成。他很注意參考前人編刊物的經驗，特別是魯迅編刊物的經驗。魯迅主持編輯或有密切關係的刊物，如《語絲》、《莽原》、《奔流》、《萌芽》、《文學》、《譯文》等等，他都十分留心學習，特別是留心閱讀魯迅在每期刊物後面寫的「後記」：

　　從魯迅編輯的刊物中，我們可以學到：對作者的態度；對讀者的關心；對文字的嚴肅；對藝術的要求。

　　對待作者要親切也要嚴肅。這主要表現在對待他們的稿件上。熟人的稿件和不熟人的稿件，要求尺度相當。不和投稿者拉拉扯扯，不和投稿者互通有無（非指意識形態，指生活資料）。

　　……

　　改稿時，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不認識的字，不知道的名詞，就查字典，或求教他人，或問作者，這都是工作常規，並不丟人。

　　作者原稿，可改可不改者，不改。可刪可不刪者，不刪。不代作者作文章（特別是創作稿）。偶有刪節，要使上下文通順，使作者心服。

　　……

　　不輕易召作者到編輯部，有事寫信商量。這樣不干擾日常工作，保持編輯部正常秩序。魯迅說，他從來也不輕易召作者到編輯部來。上述各點，是他多年實踐的體會，縱不能代表他的全部編輯工作的經驗和特色，也能窺一斑而見全豹吧。

　　孫犁深通人情，對於投稿者的心理，是很能夠體察、照顧的。他說：「敝帚自珍，無論新老作者，你對他的稿件，大砍大削，沒有不心疼的，如砍削不當或傷筋動骨，他就更會難過。如果有那種人，你怎樣亂改他的文章，他也無動於衷，這並不表現他的胸襟寬闊，只能證明他對創作，並不認真。」他舉出30年代文壇上的一宗舊案：《文學》主編者之一傅東華刪了周文的小說，因刪的太多而欠妥，周文找上門去，時稱「盤腸大戰」。他自己也有過文章被人亂改的痛苦經驗，1946年7月4日給康濯的信裡說：「說實在的，溺愛自己的文章，是我的癖性，最近我在這邊發表了幾個雜感，因為他們胡亂給我動了幾個字，非常不舒服……」但對於好的「改筆」，他一向是心悅誠服、樂於接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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