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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五


  後來,政治部宣傳科介紹他去找路一。路一住在鄰近的侯町村,正在組織一個編輯室,很需要他這樣的人去工作。孫犁這樣記下了他和路一見面的情況:「初見面,給我的印象太嚴肅了:他坐在一張太師椅上,冬天的軍裝外面,套了一件那時鄉下人很少見到的風雨衣,腰繫皮帶,斜佩一把大盒子槍,加上他那黑而峻厲的面孔,頗使我望而生畏。」在後來他和路一相處的日子裡,他們很熟很要好,他知道路是很熱情爽快的人。

  在編印《海燕之歌》的同時,孫犁寫了《現實主義文學論》,發表在《紅星》雜誌(路一主編)第一期上。「這談不上是我的著作,可以說是我那些年,學習社會科學和革命文學理論的讀書筆記」。在這之前,他在子文鎮街頭上認識了王林。王林是那時冀中地區資歷較深的作家,他生於1909年,衡水縣人,30年代在青島大學外文系讀書時任該校地下黨支部書記,還是黃敬的入黨介紹人。後逃亡上海,加入了中國左翼戲劇家聯盟。孫犁在《大公報》副刊上,曾經讀過他的作品。現在,王林讀到了孫犁的《現實主義文學論》,因其中引文太多了,他對孫犁說:「你怎麼把我讀過的一些重要文章,都摘進去了?」在孫犁聽來,這是「客氣地諷刺」,但當時適值抗戰軍興,共舉大業,同志關係,融洽無間,並不以為這有什麼不好的意思,做為主編的好大喜功、不拘小節的路一,還對經他手發表的這篇洋洋萬言的宏文,非常滿意,他把孫犁譽為「冀中的吉爾波丁」(按:吉爾波丁是蘇聯文學批評家,參加過國內戰爭,曾任聯共(布)中央文學處處長),一再對人說:「我們冀中真有人才呀!」

  不久,孫犁又在《冀中導報》上發表了《魯迅論》,占了這張區黨委機關報的一個版面。

  對於這些文章,孫犁自己的看法是:「雖然沒有什麼個人的獨特見解,但行文敘事之間,有一股現在想來是難得再有的熱情和潑辣之力。」「青年時寫文章,好立大題目,擺大架子,氣宇軒昂,自有他好的一方面,但也有名不副實的一方面。後來逐漸知道扎實、委婉,但熱力也有所消失。」歷史的發展非常合乎邏輯:冀中平原的「大風起兮」刮出了一支抗日的武裝隊伍,也刮出了一支抗日的文學隊伍——孫犁是這支隊伍中的一員。

  〖高呼「典型」——在抗戰學院〗

  1938年春天,除了用筆參加抗戰,孫犁還做過短時間的實際工作。那時冀中區成立了一個統一戰線的組織——人民武裝自衛會,史立德任主任,他任宣傳部長。會後,他和幾個人到蠡縣、高陽、河間去組織分會,和這些縣的新任縣政指導員打了一段交道。後來這個組織為抗聯代替,他就到新建立的抗戰學院去教書了。

  抗戰學院設在深縣,是為吸收和培養抗日的知識分子隊伍,經北方局批准而開辦的,由楊秀峰任院長。楊秀峰是北平師範大學教授、教育界名流,又是有著國民黨身分的秘密共產黨員,由他任院長,有利於開展工作和團結、影響更多的抗日知識青年。學院分民運院、軍政院兩部分,前者設在深縣第十中學,後者設在深縣城裡一家地主的宅院裡。兩院均於7月招生,8月初開學,報考者除冀中知識青年外,還有平津流亡學生。學員入學年齡不加限制,有十二三歲的,也有三四十歲的;有大學生、中學生,也有小學生;還有少數農民和個別士紳。總之,只要識字和要求抗日,就可以應考。學院過的是軍事化生活,常常夜間緊急集合、參加演習。剛入學時,有的男學員穿長衫、女學員穿旗袍或短裙,後來一律灰軍裝、打裹腿。伙食方面,每人每天五分錢菜金,一斤半小米。學員們用北伐戰歌「打倒列強」的調子,唱著自己編的順口溜:「小米乾飯,小米乾飯,辣椒蘿蔔白菜,辣椒蘿蔔白菜,吃個飽,吃個飽。」學院共辦了兩期,每期三個月,為抗戰輸送了一支幹部隊伍。

  孫犁是在抗戰學院創辦之初就到這裡教書的。第一期,在民運院教抗戰文藝;第二期,在軍政院教中國近代革命史。下面是他的回憶:

  民運院差不多網羅了冀中平原上大大小小的知識分子,從高小生到大學教授……教員都稱為「教官」。在操場,搭了一個大席棚,可容五百人。橫排一條條杉木,就是學生的座位。中間樹立一面小黑板,我就站在那裡講課。這樣大的場面,我要大聲喊叫,而一堂課是三個小時。我沒有講義,每次上課前,寫一個簡單的提綱。每週講兩次。三個月的時間,我主要講了:抗戰文藝的理論與實際、文學概論和文藝思潮、革命文藝作品介紹,著重講了現實主義的創作方法。

  不管我怎樣想把文藝和抗戰聯繫起來,這些文藝理論上的東西,無論如何,還是和操場上的實彈射擊,衝鋒刺殺,投手榴彈,很不相稱。他和教哲學的王曉樓住在一間屋子裡。王曉樓是深澤人,除了他本人參加抗戰工作,他把他的弟弟、侄子、侄女也都送來參加了宣傳隊(即火線劇社),是呂正操在他的回憶錄中表彰的全家參加革命的「大家庭」之一:……王珂最小,只有十一歲,他的姐姐王瑜,也只十四五歲。這些少年男女,非常天真活潑。你要問他們:「你們為什麼要參加人民自衛軍?」他們會回答:「打日本鬼子唄!」又問:「為什麼要打日本鬼子?」他們就搶著說:「鬼子想滅亡我們中國,我們不願當亡國奴。」再問:「你們會幹什麼?」「會唱歌,會貼標語,會宣傳抗日……」「會跳舞演戲嗎?」「這個不會,有人教,能學會。」……果然,他們什麼都學會了。由王瑜主演的《放下你的鞭子》,演得觀眾聲淚俱下,「打回東北去!」「收復一切失地!」……口號聲響徹全場。王瑜每次唱「我的家在東北松花江上……」她自己就且泣且唱,感動得觀眾也和著淚水應唱。「這就是藝術,這就是政治,藝術和政治高度結合在一起了。」現在,他們教哲學的伯伯,也感到了孫犁碰到的那個問題:如何使教課內容和抗戰聯繫起來?看來,還是這些孩子們取得了成功!

  自然,這都是一些親切的回憶。在抗戰中,他們各自從事著自己神聖的事業,誰也沒有失敗。孫犁和他的同屋教了三個月的書以後,和學員們相處得十分融洽,學員送了王曉樓一個代號:「矛盾」,送給孫犁的是「典型」。因為他們上課,常講這兩個名詞。深縣駐軍首長,送給王曉樓一匹又矮又小的青馬,有一天,他約孫犁去秋天的郊外武馬。他先跑了一趟,然後叫孫犁騎上去。「馬固然跑的不是樣子,我這個騎士,也實在不行,總是坐不穩,惹得圍觀的男女學生拍手大笑,高呼『典型』。」

  根據當年老戰友的回憶,他在抗戰學院的講課,還是很受學員歡迎的。筆者不止一次聽到過他的相當宏亮的談話聲音,他很隨便地做過這樣的介紹:「當年在抗戰學院講課,面對幾百人,沒有擴音器,一講就是好幾個小時,全是喊,練出來了。」沒有熱情或激情的支持,沒有聽眾的自覺配合,是很難一連喊上幾個小時的。所以,老戰友的回憶是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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