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犁傳(25)_學達書庫

二五

　　後來，政治部宣傳科介紹他去找路一。路一住在鄰近的侯町村，正在組織一個編輯室，很需要他這樣的人去工作。孫犁這樣記下了他和路一見面的情況：「初見面，給我的印象太嚴肅了：他坐在一張太師椅上，冬天的軍裝外面，套了一件那時鄉下人很少見到的風雨衣，腰繫皮帶，斜佩一把大盒子槍，加上他那黑而峻厲的面孔，頗使我望而生畏。」在後來他和路一相處的日子裡，他們很熟很要好，他知道路是很熱情爽快的人。

　　在編印《海燕之歌》的同時，孫犁寫了《現實主義文學論》，發表在《紅星》雜誌（路一主編）第一期上。「這談不上是我的著作，可以說是我那些年，學習社會科學和革命文學理論的讀書筆記」。在這之前，他在子文鎮街頭上認識了王林。王林是那時冀中地區資歷較深的作家，他生於1909年，衡水縣人，30年代在青島大學外文系讀書時任該校地下黨支部書記，還是黃敬的入黨介紹人。後逃亡上海，加入了中國左翼戲劇家聯盟。孫犁在《大公報》副刊上，曾經讀過他的作品。現在，王林讀到了孫犁的《現實主義文學論》，因其中引文太多了，他對孫犁說：「你怎麼把我讀過的一些重要文章，都摘進去了？」在孫犁聽來，這是「客氣地諷刺」，但當時適值抗戰軍興，共舉大業，同志關係，融洽無間，並不以為這有什麼不好的意思，做為主編的好大喜功、不拘小節的路一，還對經他手發表的這篇洋洋萬言的宏文，非常滿意，他把孫犁譽為「冀中的吉爾波丁」（按：吉爾波丁是蘇聯文學批評家，參加過國內戰爭，曾任聯共（布）中央文學處處長），一再對人說：「我們冀中真有人才呀！」

　　不久，孫犁又在《冀中導報》上發表了《魯迅論》，占了這張區黨委機關報的一個版面。

　　對於這些文章，孫犁自己的看法是：「雖然沒有什麼個人的獨特見解，但行文敘事之間，有一股現在想來是難得再有的熱情和潑辣之力。」「青年時寫文章，好立大題目，擺大架子，氣宇軒昂，自有他好的一方面，但也有名不副實的一方面。後來逐漸知道扎實、委婉，但熱力也有所消失。」歷史的發展非常合乎邏輯：冀中平原的「大風起兮」刮出了一支抗日的武裝隊伍，也刮出了一支抗日的文學隊伍——孫犁是這支隊伍中的一員。

　　〖高呼「典型」——在抗戰學院〗

　　1938年春天，除了用筆參加抗戰，孫犁還做過短時間的實際工作。那時冀中區成立了一個統一戰線的組織——人民武裝自衛會，史立德任主任，他任宣傳部長。會後，他和幾個人到蠡縣、高陽、河間去組織分會，和這些縣的新任縣政指導員打了一段交道。後來這個組織為抗聯代替，他就到新建立的抗戰學院去教書了。

　　抗戰學院設在深縣，是為吸收和培養抗日的知識分子隊伍，經北方局批准而開辦的，由楊秀峰任院長。楊秀峰是北平師範大學教授、教育界名流，又是有著國民黨身分的秘密共產黨員，由他任院長，有利於開展工作和團結、影響更多的抗日知識青年。學院分民運院、軍政院兩部分，前者設在深縣第十中學，後者設在深縣城裡一家地主的宅院裡。兩院均於7月招生，8月初開學，報考者除冀中知識青年外，還有平津流亡學生。學員入學年齡不加限制，有十二三歲的，也有三四十歲的；有大學生、中學生，也有小學生；還有少數農民和個別士紳。總之，只要識字和要求抗日，就可以應考。學院過的是軍事化生活，常常夜間緊急集合、參加演習。剛入學時，有的男學員穿長衫、女學員穿旗袍或短裙，後來一律灰軍裝、打裹腿。伙食方面，每人每天五分錢菜金，一斤半小米。學員們用北伐戰歌「打倒列強」的調子，唱著自己編的順口溜：「小米乾飯，小米乾飯，辣椒蘿蔔白菜，辣椒蘿蔔白菜，吃個飽，吃個飽。」學院共辦了兩期，每期三個月，為抗戰輸送了一支幹部隊伍。

　　孫犁是在抗戰學院創辦之初就到這裡教書的。第一期，在民運院教抗戰文藝；第二期，在軍政院教中國近代革命史。下面是他的回憶：

　　民運院差不多網羅了冀中平原上大大小小的知識分子，從高小生到大學教授……教員都稱為「教官」。在操場，搭了一個大席棚，可容五百人。橫排一條條杉木，就是學生的座位。中間樹立一面小黑板，我就站在那裡講課。這樣大的場面，我要大聲喊叫，而一堂課是三個小時。我沒有講義，每次上課前，寫一個簡單的提綱。每週講兩次。三個月的時間，我主要講了：抗戰文藝的理論與實際、文學概論和文藝思潮、革命文藝作品介紹，著重講了現實主義的創作方法。

　　不管我怎樣想把文藝和抗戰聯繫起來，這些文藝理論上的東西，無論如何，還是和操場上的實彈射擊，衝鋒刺殺，投手榴彈，很不相稱。他和教哲學的王曉樓住在一間屋子裡。王曉樓是深澤人，除了他本人參加抗戰工作，他把他的弟弟、侄子、侄女也都送來參加了宣傳隊（即火線劇社），是呂正操在他的回憶錄中表彰的全家參加革命的「大家庭」之一：……王珂最小，只有十一歲，他的姐姐王瑜，也只十四五歲。這些少年男女，非常天真活潑。你要問他們：「你們為什麼要參加人民自衛軍？」他們會回答：「打日本鬼子唄！」又問：「為什麼要打日本鬼子？」他們就搶著說：「鬼子想滅亡我們中國，我們不願當亡國奴。」再問：「你們會幹什麼？」「會唱歌，會貼標語，會宣傳抗日……」「會跳舞演戲嗎？」「這個不會，有人教，能學會。」……果然，他們什麼都學會了。由王瑜主演的《放下你的鞭子》，演得觀眾聲淚俱下，「打回東北去！」「收復一切失地！」……口號聲響徹全場。王瑜每次唱「我的家在東北松花江上……」她自己就且泣且唱，感動得觀眾也和著淚水應唱。「這就是藝術，這就是政治，藝術和政治高度結合在一起了。」現在，他們教哲學的伯伯，也感到了孫犁碰到的那個問題：如何使教課內容和抗戰聯繫起來？看來，還是這些孩子們取得了成功！

　　自然，這都是一些親切的回憶。在抗戰中，他們各自從事著自己神聖的事業，誰也沒有失敗。孫犁和他的同屋教了三個月的書以後，和學員們相處得十分融洽，學員送了王曉樓一個代號：「矛盾」，送給孫犁的是「典型」。因為他們上課，常講這兩個名詞。深縣駐軍首長，送給王曉樓一匹又矮又小的青馬，有一天，他約孫犁去秋天的郊外武馬。他先跑了一趟，然後叫孫犁騎上去。「馬固然跑的不是樣子，我這個騎士，也實在不行，總是坐不穩，惹得圍觀的男女學生拍手大笑，高呼『典型』。」

　　根據當年老戰友的回憶，他在抗戰學院的講課，還是很受學員歡迎的。筆者不止一次聽到過他的相當宏亮的談話聲音，他很隨便地做過這樣的介紹：「當年在抗戰學院講課，面對幾百人，沒有擴音器，一講就是好幾個小時，全是喊，練出來了。」沒有熱情或激情的支持，沒有聽眾的自覺配合，是很難一連喊上幾個小時的。所以，老戰友的回憶是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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