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犁傳(4)_學達書庫

四

　　孫犁那年四歲，也加入到孩子們的覓食隊伍，到野地裡去尋找小魚、小蝦、螞蚱、蟬和其它可以吃的昆蟲，去尋找野菜和所有綠色的、可以吃的植物。常在一起的，有個叫盼兒的小閨女，因為母親有癆病，生得很瘦小，可是在競爭中眼快手疾，幹活利索，常使別的孩子落在後面。她的父親是個推車實菜的農民，因為從小托食於賣菜，被鄉里謔稱為「菜虎」（菜虎本來是一種專吃青菜的軟體蟲子）。這時就有不懂事的孩子問盼兒：

　　「你爹叫菜虎，你們家還沒有菜吃？還挖野菜？」

　　盼兒並不以為謔，照樣手腳不停地挖著土地，回答：「你看這道兒，能走人嗎？更不用說推車了，到哪裡去躉菜呀？一家人都快餓死了！」

　　這回答頓時刺激了孩子們的饑餓感，都一屁股坐在泥地上，不說話了。

　　就在這時，洋教士乘「危」而入。他們有男有女，男的還穿著中國式的長袍馬褂。「作為庚子年這一帶義和團抗擊洋人失敗的報償，外國人在往南八裡地的義裡村，建立了一座教堂，但這個村莊沒有一家在教。現在這些洋人是來視察水災的。他們走了以後，不久在義裡村就設立了一坐粥廠。村裡就有不少人到那裡去喝粥了。」不久，菜虎一家在了教，盼兒也被送進了教堂，雖然換上了洋布衣裳，也不再愁餓死，可是當孫犁聽到這個消息，卻很難過，他只向母親吐出五個字，提了他最擔心的一個問題：「還能回來嗎？」

　　「人家說，就要帶到天津去呢，長大了也可以回家。」母親大概察覺到孩子幼小的心靈受了傷害，發生了陣痛，便這樣安慰著他。

　　盼兒並沒有回來。那個牽腸掛肚的問號，也便一直陪伴著富有同情心的作家，使他在將近古稀之年，仍然追念不已：「直到我離開家鄉，也沒見這個小姑娘回來過。我也不知道外國人一共收了多少小姑娘……」外國人的教堂既已開設到中國北方的窮鄉僻壤，「收了多少小姑娘」確實是一個不容易算清楚的問題；我們只知道，假如盼兒穿上洋布衣裳而淪落天涯，那和喜兒穿上黃家的衣裳而備受踐踏、躲進深山，又有多大的不同呢？

　　這一切都在預示，孫犁的故鄉在天災人禍的打擊下已處於風雨飄搖之中。盼兒的悲劇不只表示著一個家庭的解體，也表示著北方農村自然經濟的解體——把自己的觸鬚深深紮入到農村來的外國勢力，參與了這個解體過程。讀者很容易發現，中國近代史上的許多事件，都和這一解體過程有關。盼兒已經「飛」了出去，從這裡還會「飛」出各式各樣的人物……

　　嚴格地說，後來孫犁也是這樣「飛」出去的。他和盼兒的命運自然不同，但在「飛」這一點上，他們是「同命鳥」，因為都有著共同的深刻的經濟、政治根源。只是因為具體的生活道路不同，所以歸宿不同罷了。

　　〖第二課堂〗

　　1919年，孫犁六歲，進入本村初級小學，並有了一個新的學名：孫樹勳。這時農村已改私塾為國民小學。東遼城小學沒有正式校舍，借用一家閑院，兩間泥房，稍事修整為教室，進行複式教學。設施雖然簡陋，門口卻掛起兩面虎頭牌：「學校重地」、「閒人免進」。在農村，農民其實是看重教育、尊敬老師的。

　　東遼城小學的老師，多數都是簡易師範畢業，家也住在附近的村子，假日常回家幹些農活。在平時，年齡大一點的學生也常幫助老師買菜做飯，並以此為榮。時代究竟在進步，農村風氣也究竟淳樸，大家並不以勞動為恥，新的風氣在蔓延開來。

　　學校功課，以習字和作文為重，學生所讀的，也不再是四書五經，而是新學制的白話文課本了。同年冬天，孫犁還上了夜學，父親給他買了一盞小玻璃煤油燈，他後來憶述當時的情景是：「放學路上，提燈甚樂。」我們當然還記得，他是一個病弱兒童，那時驚風疾還沒有治好，這樣一個孩子的快樂，該是寶貴的，令雙親感到欣慰的。

　　就兒童的天性來說，是喜歡順應自然、率性由情、嬉戲玩耍的，所以，當時雖然是新學制，孩子們還是不願受到管束，念那些先生指定的課本，而願「回到自然」。孫犁直到現在，還記得一首名叫「四大高興」的歌謠：「新年到，搭戲臺，先生走，媳婦來。」那麼，「四大不高興」呢？其詞正好是顛倒的：「新年過，戲臺拆，媳婦走，先生來。」不能說這歌詞只反映了孩子的願望，因為它也反映了大人的願望；但大人也從孩子過來，也總結著他們孩提時代的體驗。

　　所以，最聰明的教育家都在努力創造一種辦法：把學習變成一種興趣、一種自覺的願望，如果可能，那就變成人的一種自然屬性。其實，就人的本質來說，本來就有進行學習和探索的自然屬性，由於種種因素，這種屬性被「異化」出去，和教育分離了。教育的最大使命，應是恢復這一屬性，使學習重新成為人的內在衝動。

　　孫犁童年時代，尋找到過這種體現內在衝動的方式，那就是在平原的夜晚，聽說評書。

　　他最早聽的評書，是村裡一位叫「德勝大伯」的人說的。德勝大伯和孫家住同一條街，是個挑擔串鄉的貨郎，長年去山西做小買賣，春節也不回家，因為那時生意正好。他回到家來，多是夏秋農忙時節。這時在晚飯後，人們喜歡到街面上來乘涼，德勝大伯也就開講。他不識字，但說起《七俠五義》來，就像一位專業藝人：他對評書記得很清楚，講得也很熟練，我想他也不是花錢到娛樂場所聽來的。他在山西做生意，長年住在小旅店裡，同住的人，幹什麼的人也有，夜晚沒事，也許就請會說評書的人，免費說兩段，為長年旅行在外的人們消愁解悶，日子長了，他就記住了全部。

　　他可能也說過一些山西人的風俗習慣，因為我年歲小，對這些沒興趣，都忘記了。麥秋過後，也常有職業性或半職業性的說書藝人，來到街頭。他們常常是兼做小買賣，說書是「打場子」和招徠生意的手段。有一年秋收過後，來了「擀氈條」的三弟兄，他們推著一車羊毛，就在街頭說起《呼家將》來，那是真正的西河大鼓，立刻就吸引了村子裡的書迷，他們主動挨家挨戶動員人們擀氈條。這三弟兄，為了在村子裡多做些生意，一連住了三、四個月，還沒有演唱到最精彩的一幕——打擂：眼看就要過年了，呼延慶的擂還沒打成。每天晚上預告，明天就可以打擂了，第二天晚上，書中又出了岔子，還是打不成。人們盼呀，盼呀，大人孩子都在盼。村裡娶兒媳婦要擀氈條的主，也差不多都擀了，幾個老書迷，還在四處動員：「擀一條吧，冬天鋪在炕上多暖和呀！再說，你不擀氈條，呼延慶也打不了擂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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