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汀傳(122)_吳福輝

一二二

　　1972年11月13日，他終於出獄。此時他已六十八歲。這情況有點像「保釋」。他和周揚的關係還要繼續受審，新巷子的住房也不退還，他只能單身住在走馬街招待所。他被告知，只許在成都市內活動，外出必須向省文聯的「革委會」請假。過了一年，算是恢復了組織生活，編入《四川文藝》的支部，仍未擔任工作。

　　在成都的孩子們雖然可以不時來探他，他的心裡還是沉悶，不晴朗。許多朋友不敢接近他，他也不便去接近別人。有時在街上邂逅相遇也不打招呼，大家都懂得保持距離的必要。（不過，有的朋友不怕惹禍。劉爾鈺是我省一師的同學，在城裡有幾間房子。我沒住處，他就叫我去住，是不怕與我親近的一個。還有馮詩雲，原是北京《工人日報》主編，全國總工會宣傳部長。我和他本來不算熟，只是抗戰時期在車耀先的《大聲週刊》社見過幾面而已。解放後他在西南總工會工作，辦過《西南工人報》，我在西南文聯，有過接觸，那幾年他也被弄到成都來了，常來看我。別人勸他小心一點，他不在乎，我剛放出來，他邀我去新都玩一天，我說要請假的，馮說「管他的」！冬天，取暖的炭供應緊張，文聯分炭不給我，他叫人給我送些來。我還沒有看文件的權利，他認為不合理，就把有的文件塞給我讀。

　　就是在馮詩雲家裡，我見到《人民日報》的負責同志。我最後的「解放」與他的幫助有關。開人代會，他找機會對四川省委第一書記說，沙汀未查出問題，也沒有問題，應該起用。他怕省委書記不認識我，還專門寫了個材料，這樣，我才得以恢復工作。這已經是1977年了。——沙汀1986年8月講）

　　人們說「有錢難買靠邊站」。從昭覺寺出來，一身少有的輕閒，是「文革」前根本享受不到的。他從一堆破爛的家具中找出一冊未被抄走的三台雙龍鄉劄記。這本筆記逐日記下他在雙龍一個月接觸到的各種農民、幹部，與他們的談話，發生的感想。他的詳盡的記法，特別是注意記錄「原生」狀態的對話，很使他想起那本丟失的關於賀龍的手記。他過去起草了一點雙龍的小說，現在讀了又讀，讓過去年代的人物復活，心裡躍躍欲試。《青坡》初期的秘密寫作就這樣開始。

　　他對改變中國農村的貧困面貌，感情寄託很深。四川姑娘大量外流的現實刺激了他，他覺得五十年代雙龍農民的精神是可貴的。「文革」引起他懷疑的只是「當前」。和那些歷次運動受打擊的人和具有尖銳政治辨別力的人相比，他對「大躍進」以後中國事情的認識，還很不深。起草《青坡》時，他的反思短淺。他是個有豐富情感體驗的「描摹」社會的能手，不是個思想家。

　　1974年和1975年，是「文革」後期光明與黑暗交戰最奇特的年代。他這個遭「廢黜」的人也看明白，周恩來和複出的鄧小平是如何費盡心力地整頓全國瀕於崩潰的經濟，而意識形態領域則三天兩頭鬧「地震」。今天批林批孔批周公批現代大儒，明天評法評儒評水滸，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好像非把這個老大的窮國折騰淨光方能罷休。

　　描摹社會的小說家，觀察著中國的人間。他後來追記過這幾年成都和全國發生的事件，想透過一個知識分子家庭反映「文革」的動盪。

　　他在周恩來身邊工作過。對這個充滿智慧、獻身精神和工作活力的人異常敬佩。他想不通「整」周恩來的人為什麼會受到毛澤東的信賴？而任何疑慮落到毛澤東的身上便無形消解了。這個崇高的精神支柱如果不復存在，那麼，中國一代的共產黨人是無法想像該怎樣思考、怎樣行動的。沙汀也不例外。

　　（周總理1975年9月住進醫院的消息傳出以後，我一連幾夜沒有睡好。我實際仍在「軟禁」當中，同我過從的人不多。幾個有限的熟人每一見面，不是憂心忡忡地說：「怎麼今天報上還沒有總理的新聞？」

　　或者喜形於色：「總理昨天還在醫院接見伊文斯呢！」到了年底，消息可越來越稀少。我已經搬回新巷子舊居，前院就是《四川文藝》編輯部。偶爾有個別同志悄悄向我走漏一點小道傳聞，都未可全信。有人不止一次建議我給總理寫信，以解決自己的問題，這正合我的心意，但一想到他在重病中我還要打擾他，就動搖了。矛盾的心情支配我相當長的時間。

　　1976年1月9日清晨，照例，起床後我就癱在臥室門口的馬紮上面。長夜失眠，頭昏沉沉的。《四川文藝》資料室的一位女同志走近門邊來。我知道，但凡淩晨從收音機聽到什麼重要消息，她總會熱心腸跑到附近的《四川日報》社去取報給大家看。而且一視同仁，對我從不歧視。這時，只見她搖晃著報紙，神色緊張地走來。我撐起身伸手接報，只聽她說出一句：「總理逝世了！」

　　我手指間的報紙拍地跌落在馬紮上。我驚呆了幾秒鐘，躺身下去，雙手掩面，爆發出哭聲！

　　我的嚎啕痛哭驚動了前院編輯部。那個長期與我共事的負責人走到我這裡來。

　　「……」他一面說，一面在一張籐椅上坐下。我沒聽清他說的話，照舊哭，像個大孩子樣。

　　「……」他絮絮地說了又說，但他自己也流淚了。「亞群同志今天夠受的……」我哽咽著，突兀地說了一句話。我忽然想起早已依靠輸氧過活的李亞群。前不久，我們曾像解放前地下工作接頭一樣作過短促交談，從時局扯到總理健康。四十年代他也在總理身邊工作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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