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汀傳(119)_吳福輝

一一九

　　我被抄了兩次家。「皨鐵騎」抄走了我所有重要的筆記、手稿。一天深夜，聽說紅衛兵要來抄家，馬鐵錚同志引我到東風路文聯宿舍躲藏。街上行人很少，幽暗的燈光照著各單位門口大字報欄的牆腳。我只顧埋頭疾走，生怕被人發現。忽然想起同樣一個這麼寂靜的夜晚，穿過睢水場街奔向劉家溝的情景。那是四十年代的事。我難過極了，盡力壓制才沒有哭出聲來。——沙汀1986年8月講）從一開始，他就表現得不「英勇」。一天夜裡，剛服用了安眠藥，機關造反派把他從床上抓去批鬥。同其他好幾位領導幹部一起押到單位禮堂的講壇上。有人命令他們跪下來請罪，他的同事們不願服從，遲遲疑疑，他可立刻就跪下去了！因為，這時候安眠藥正發生效用，他只覺得周身乏力，睡意朦朧。等到別人一一被強迫跪下，他已經進入半睡眠狀態，得到一次「鬥爭」前的寶貴休息了。

　　他很抱歉。他的輕易下跪，顯然給本來不想跪的同志增加了壓力。

　　八屆十一中全會是這年8月份開的。這時他已被登報點名批判，和其他省裡的幹部一起集中在錦江賓館辦班。名為「學習」，有人守衛，不能自由出入。他被囚在這個漂亮賓館的北樓。和別人相比，他是「幸運」的。他已經沒有家屬好讓他掛心，沒有思念老婆之苦，沒有幼小的兒女需他照顧。全家最需要照顧的人，就是他本人。他可以一心幹「革命」。

　　最令他膽戰心驚的是紅衛兵的衝擊，抓人。每當這個時候，「學習班」的管理人員就率領他們在大樓裡跑上跑下，四處閃避，好像玩老鷹捉小雞的遊戲。不久，四川醫學院黨委孫書記從六樓上跳下去，還有一位什麼人又從九樓躍身而下，人人感到大難臨頭般的震動。

　　（那時候嘴頭上大家講自殺是自絕人民，我的心裡總佩服這些人的「勇氣」。

　　1966年底，省委以保護我們為名，把錦江賓館的一部分人送到名山縣。名山離成都一百多公里，屬雅安，是採茶的山區小縣，「文革」的風刮得還不緊。戈壁舟、安旗、李累，省文聯黨組的成員都在這裡。對外說是「備戰小組」。初時比較自由，我還可以看批判自己的報紙。有些批判內容就像神話，把家鄉豪紳的血債，四十年代避居地的房主祖輩、父輩的罪惡，一股腦堆在我頭上，叫人哭笑不得。後來紅衛兵找來了，看管嚴厲，半夜會突然拉你起來背最高最新指示，背錯了就挨訓遭打。那裡的農民太好了，一遇到紅衛兵動手動腳，他們就圍攏來制止，高呼「要文鬥不要武鬥」的口號。一次，一個青年農民還挨近我身旁，悄悄問我：「你就是那個寫《記賀龍》的沙汀？」他說他讀過這本書，很不錯的。這個農民當時給我的溫暖真是不小，我永遠記得他。

　　1967年從名山步行押回成都。一路之上，每到一個城鎮，都要批鬥一番。造反派叫它做「放一把火」，藉以鼓舞本地的「革命」。批鬥前，照例要戴高帽子遊街。高帽子的尺寸要看「罪行」大小。有的臉上塗滿墨疤，身上還要貼大字報，邊走邊自我介紹，比如「我是走資派×××」，「我是文藝黑幹將××」，像戲臺上的自報家門，又像走江湖耍把戲一樣。一次遊街後，我小聲對同伴說：「正式批鬥，應當賣門票入場才好。」

　　批鬥臺上，一般都跪著兩排「牛鬼蛇神」。第一排是主鬥的，即我們這些省裡的，第二排陪鬥的，是本地的。記得一次，我因長久的批鬥、打、跪，實在勞累，同時，鬥得久了也就習以為常，根本不去聽他們喊些什麼，一走神，在臺上打起瞌睡來，腦袋不由自主地朝前一啄，竟將頭上的「紙糊的王冠」掉到台下去了。「還不趕快滾下去撿來戴起！」身邊的紅衛兵一吆喝，我就迷迷糊糊把跪得發麻的雙腿挺直，蹣跚走下臺去。我並不情願地走到那頂高帽子跟前。奇怪，經過一陣子活動，腿腳的酸痛感消失了。這簡直是無意中的一大發現。它給我帶來的愉快，甚至暫時驅散了當眾受辱的惡劣心情。後來就經常故意弄掉高帽子，然後去撿來戴上，爭取一次難得的舒筋活血的良機。——沙汀1986年8月講）（你後來的《批鬥場上小景），寫的就是這個親身經歷吧？從諷刺來看，你有「堪察加小景」，又有了這個新景。從你的生活哲學來看，你有牛祚的「土撥鼠」原理，現在是「曲線」救自己）

　　昭覺寺有士兵把守，不會隨便被人拖去打一頓，但要挨訓挨罰。放風時，「囚犯」在小院壩走動，是不准交談的。利用清除雜草的機會，幾個人擦身過去，可以迅速交換兩句話。如果被發現了，要罰站。大家很珍惜這小小的活動時間，小院的清潔工作做得也真是不錯。

　　此外就只准在屋子裡寫交待，檢查。像和尚坐禪一樣面壁思考自己的問題，也許什麼都不思考。同院的省委統戰部長程子健，放風的時候提醒他，無論如何要穩住，情緒要安定。這是很切中他要害的勸慰語，他聽進去了。他在囚室破舊的牆壁上想像出沙俄時代流放西伯利亞的革命者，有的在苦役生活中精神失常，或者墮落，有的挺直了身子。他勾勒他們的樣子，警惕自己不要垮掉。他常常想起羅素的一句名言：「有些人希望我早死，我不能不把我的死期推遲。」

　　他覺得這句莊重的幽默的話，用鄉音讀出來，能從內面激發出深沉的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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