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汀傳(111)_吳福輝

一一一

　　這是我沒有料到的，那麼下次開會，我就不能同你住在一處了。這些年我們一直住在一起，已經習慣了。

　　（第一次開人代會，巴金和我住在前門飯店的一個房間。《人民日報》的同志請他給副刊寫散文，我見過他寫東西。他的床靠窗，我靠裡面，睡得比他早，失眠。半夜裡看他還在寫，改來改去。他寫過一篇《數字的詩》，花了好多功夫琢磨，不是才子氣一揮而就的。1956年開人代會。李劼人也是代表，見了巴金便開玩笑：「老巴，把你的標點符號拿出來請客！」意思是巴金寫得多。一次談起川劇著名演員寥靜秋，廖得了癌症，找巴金在上海請專家看過病。李劼人提議，我們三人聯名給夏衍寫封信，讓給她拍一部《杜十娘》的舞臺電影好不好。李劼人從來痛快，說我來執筆，大家湊一封信。擬信中，巴金說，寫上這一句，現代的科學不能保留她的生命，但現代的科學還能夠保留她的藝術！李劼人馬上說，講得好！把這句話寫進了信裡。——沙汀1986年12月10日講）

　　三人的呼籲見了效果。《杜十娘》在京開拍的消息傳出，巴金寫信來相告。廖克服了難以想像的痛苦，拍完電影后即逝世了。巴金在《廖靜秋同志》一文中繼續發揮沙汀記得異常清楚的這句話：「現代科學不僅保留了她的藝術，而且還保留了她那顆熱愛藝術、熱愛人民的心。

　　沙汀深感這位女性和「老巴」都比自己「硬朗」。近幾年他逐漸進入老境，看到自己的創作力有所消退，失眠、哮喘、腸胃失調等各種病症加重，他這個情緒型的人經常煩躁不安。凡應做而未做的事，凡叮嚀後做得不盡意的事，他都牽掛在心。有時會火冒三丈，剛冒完火又立即失悔，想要找到補救的辦法。他活得好累！正因為如此，他特別需要在個人外表脆弱的生命形式中注入強韌。她從巴金的身上，便吸收了這種強韌的人格力量。

　　他為巴金主編的《收穫》創刊號寫了《開會》，是一個區級幹部誤解和壓服基層幹部的故事。1957年3月發表不久，編輯部將一封讀者來信轉給他，信中說他歪曲了幹部形象，弄得他緊張起來。人代會期間與巴金談了，巴金說：「為什麼不可以批評上級領導？編輯部根本就不該把信轉給你！」他心裡踏實了。

　　困難時期巴金兩次去成都，都住在學道街張秀熟的院子裡。那裡有幾座小洋房，周圍有點綠地。他一再交待巴金，外出可以要車子，巴金卻總是步行，或坐黃包車。他常常帶兩個最小的孩子剛虹、剛宜去看巴金，巴金很喜歡孩子。1961年，

　　他還和玉頎陪巴金一同去自貢參觀井鹽，住在一個公園的招待所裡。采鹽的人，勞作苦而生活豪放，自貢在困難中似乎也比別的地方吃得講究。

　　巴金對人的態度常使他敬服。朋友不論親疏貴賤，都待之以誠。來京開人代會，他跟巴金去探望受到冷落的沈從文。沈從文也跑到飯店來招呼他倆：「三姐派我來請你們去吃炸醬麵呢！」

　　三姐就是沈夫人張兆和。一次深夜十點鐘到沈家去，把已經睡下的夫人、孩子都吵起來。沈從文的家雖狹小，氣氛親切，可以無拘無束地談天。說起他的創作，巴金認為沙汀可寫長篇，沈從文卻認為最好寫短篇、中篇。都覺得寫電影劇本不如寫小說、詩歌能鍛煉文字。沈從文已經不寫小說，但還關心地問，四川有些什麼有前途的青年作家？大家沒有隔膜，也暫時忘卻了政治，忘卻了困難時期物質的艱窘。（你這個先前的「左翼」作家，能與非党人士保持這樣平等的關係，甚至樂於吸收他們的美好人格，可是難得。在正直誠實的生活態度面前，我認為不分什麼「左」和「右」）

　　從1961年寫完《夏夜》，他就擱筆，在考慮一個新長篇。主人公不是農民，而是抗戰大後方的知識分子，寫他們幾十年走過的道路。困難時期好像適宜這種題材的生長，他同巴金、嚴文井都交換過意見。艾蕪這年8、9月從北京接連來信也支持他：「解放前有許多生活可以寫，而且你也知道得很多，再加以有計劃地研究，我想是可以寫出非常好的作品」。艾蕪聽說他身體、精神均欠佳，便動員他按作協總會的安排，與自己一起下去走走。

　　10月初，兩人在成都會合，踏上雲南之行。四川的災情已經顯露，他稱這兩個月的遠遊為「文化逃荒」。這是他第一次由川入黔，由黔入滇。作協總會派了劉真、林斤瀾兩位青年作家相陪，兼有以老帶新的意思。從昆明向西，乘長途汽車到保山，慢慢像是沿著艾蕪二十年代南行的路線走下去。經芒市到中緬邊界的畹町、瑞麗。路上有時一日能遇到春、夏、冬三個季節的氣候。艾蕪這時改變以休息為主的初衷，去隴川、章鳳採訪，搜集寫《南行記》續篇的材料，兩人於是分手。

　　他折回昆明，考慮心中的長篇，同時也惦記家中的玉頎和孩子。

　　他在芒市給玉頎的信中囑咐她：「公家照顧我的罐頭，千萬把它吃掉，不要為我保存起來」，「既然並不限制幹部到自由市場購買副食品，縱貴一點，也該適當買些來吃」。在貴陽，還關心女兒剛頎離家學習的情緒，說：「連小娃住托兒所，不是也將近一個月後才習慣麼？」這個「小娃」不是泛指一般的小孩，而是特指他的孫兒，楊禮的兒子的。

　　他的家庭生活在這個困難時期也不平靜。不僅是金錢上入不敷出，玉頎提出想恢復上班，主要是子女們進入成年，問題紛至遝來。

　　楊禮早參加了教育工作，結了婚，玉頎要盡祖母義務，照管孫兒。兩個小女兒剛頎、剛虹的求學成了他的一塊心病。1962年8月，他與任白戈、李亞群、戈壁舟一起去井研。路過樂山，看望了剛銳一家。嘉樂紙廠已經老舊不堪。樂山去年每人每月只有三錢菜油，今年算增至一兩。他第一次見到的大兒媳的父親便是去年死的，他聽了覺得黯然，也想起了今年2月大哥去世消息傳來時自己的複雜心情。回到成都，正撞上一個女兒高考第一批發榜沒有著落，他的心緒壞透了，稱這是「解放以來最不愉快的一天」。

　　他煩亂已極，靠編《祖父的故事》集子，大量讀書，讀普希金小說，讀《水滸》、《紫羅蘭姑娘》、《歌德對話錄》、《聰明誤》來壓制心火。對子女，他是很動感情的。他這些日子會半夜從女兒落選的噩夢中驚醒。他感到自己軟弱得無用。接到另一個女兒從重慶的來信，他哭了。看曹禺的《膽劍篇》又哭了。第二天去讀《安娜·卡列尼娜》，他總是隨便翻出一節從當中讀起，偏偏翻到了安娜從意大利回莫斯科，與久別的幼子見面的那一章　。他讀著讀著，不斷流下淚水。他其實並不老，離六十歲還差兩年，但他感到這是不必去擦拭的老人的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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