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汀傳(110)_吳福輝

一一〇

　　從長壽湖再返重慶，他讓王覺、林彥向任白戈、蕭澤寬（市委組織部長）轉達他的建議，給羅、楊充足的寫作時間，讓他們專門去北京參觀革命歷史文物，開闊眼界。然後，他才放心地前去武勝進行他的訪問。

　　羅廣斌、楊益言1961年8月帶著在北京新改的本子返川。沙汀一拿到稿子，連讀兩遍，發現改動很大，長壽湖夜談提出的意見被消化得不壞。他於是主動表示願意再詳細提供看法。這樣，從8月下旬開始到9月，羅、楊每天或隔一兩天，就來到他這時居住的新巷子十九號談長篇。總共持續了兩個多星期。

　　省文聯宿舍新巷子十九號的前門，就對著布後街文聯、作協機關的後門。兩處都是舊宅院，比較寬大。沙汀從西門外搬進十九號第二進正房，房前有一個小天井。已是酷暑天氣，三人圍坐在天井一張木方桌旁，揮動扇子，一談就是一下午。第一次談，他就說：

　　「稿子寫得不錯了。開頭鋪得很開，我原先怕你們後面收不攏，獄內獄外的交織寫法駕馭不住，現在看這個估計錯了。」他掩飾不住對改稿的滿意，決定逐章與作者進行討論。這天，對於第一章　工人鬥爭的側筆究竟應如何寫合理，談了很久。小說人物于新江，是回頭看到兵工廠的那場火好呢，還是看到岩石上映出的紅色好。在把握藝術的含蓄、深刻的分寸上，兩代作者交換著意見。還有一些工廠的描寫總感不真切，他建議壓縮。後來作者把它們大部分刪掉了。

　　以後的討論，圍繞江姐、許雲峰的時間花費最長。江姐看到丈夫彭松濤被殺的告示，沙汀認為寫得過於冷靜，應當允許妻子洩露感情。江姐用手攏頭的習慣動作，他提出應挖掘不同的含義。他認為小說中有些破綻，是因為對當時的經濟生活、糧政兵役、社會風尚研究不夠造成的。談到有人認為雙槍老太婆的傳奇色彩太重，和全書不太協調，他明確表示：

　　「生活裡本來就有傳奇的東西，作品裡為什麼不可以有一點？何況讀者的興趣是廣泛的，有這麼一點，讀者面可能會更廣泛些。」

　　由於他的主張，雙槍老太婆的情節在定稿時沒有再更動。

　　他與《紅岩》和它的作者的關係，綿延很久。他曾給重慶市委寫信，促成它早日出版。在玉頎病重的情況下，讀完《紅岩》的電影劇本。1965年，他主持省市兩級文藝部門總結創作《紅岩》的經驗。這部小說的發表後來成為全國性的大事件，但沒有幾個人知道他為此付出的心血。

　　他的精力還放在培養其他業餘作者身上。這也是風尚如此。那次從長壽湖農場回渝去武勝，大約住了兩個月。選擇這個生活基地，起因是這裡的農民文化生活開展得好，是省裡一個典型。由重慶沿嘉陵江北上，過了合川，便是武勝。他到烈面、橋亭、禮安幾個公社去參觀，輔導農民作者，幫助武勝建起全省第一個縣文聯。他不大住在縣城墾，住的時間較長的是烈面鎮。

　　烈面位於武勝西北部離南充不遠的江邊上。1960年春天，這裡的「大躍進」餘波未盡，烈面區委的駐地人來人往不斷，大家還有精力鬧「文化」。沙汀在區的「勞武大學」做過雙百方針的報告。他喜歡烈面一出街便是生產隊。這一次雖然不像以後再次來時，對他的創作發生那麼深的影響，但他結識了一批有性格的農村幹部，與他們建立了友誼。包括烈面的大隊社書記、陳家大院的二麻哥、婦女幹部陳秀碧、幼兒園老師曹惠芳等。這些人遲早要走進他的作品。

　　從武勝回來便去北京開第三次文代會。全國的困難局面逐漸明顯，國際形勢也是緊張的。1961年3月，他接到通知，參加中國作家代表團到日本開亞非作家東京緊急會議。為了第二次出國，他穿上並不十分熨帖的西裝。

　　代表團團長是巴金。這個老朋友的早期著作在1959年前後受到一次粗暴的批判，但看不出他有任何不安。他的真誠待人的品格一如既往。其他七人是劉白羽、冰心、葉君健、李季、韓北屏、楊朔、林林。代表團負有嚴峻使命，團結亞非作家朋友，反對新老殖民主義。紀律嚴明：不能單獨出門，不能在室內談重要問題，不記日記和不寫家信。來回路經香港都住在鷹天嶺，從半山上可以俯瞰林立的摩天樓。在一次文化界茶會上，見到三十年代認識的葉靈鳳。葉告訴他，在港的作家每天至少要寫五千字，才能維持一家生計。此地生活標準與吃「無縫鋼管」自然不能相比，反差之大，使他心裡不太好受。

　　東京會是在3月27日開的。住過兩處地方，後一處「福田家」是有名的和式旅館，頗有風味。討論時，他同蘇聯的西蒙諾夫分在一個政治問題小組裡。葉君健和這位留有小鬍子的《日日夜夜》的作者熟，戲稱他為「西公」。許多外國作家都來詢問中國的災情。

　　與巴金合作總是愉快的。他們共同擬定了代表團團長在羽田機場群眾歡迎會上的講話稿。會議後半段，團裡把他抽出來專門起草了兩項發言。會後，應日中文化交流協會的邀請（實際由我方負擔費用），進行訪問。在東京訪青野季吉、土歧善磨，在鐮倉訪藤森成吉，參加東京大學座談會、宮本百合子紀念會，在內灘訪問反對美軍基地的農民，他都與巴金在一起。日本友人熱愛巴金，認為他有學者風度、長者風度。後來回國在廣東從化作總結，他和巴金的觀點一致，認為不要把我們的作用誇大了。這兩個人都不喜歡唱讚歌。

　　解放以來，他和巴金的關係加深，起媒介作用的是每年都要開的人民代表會。從1954年第一屆開始，兩人都是四川選出的代表。大會組織者總是把他倆安排在同一個房間住，十年中毫無例外。難怪1964年報載巴金改為上海選出的代表，巴金馬上來信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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