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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〇九


  二十多天,沙汀足跡走遍雙龍,觀看了水塘、渠道、水庫,參加過車水、改土的勞動,差不多每一晚都要夜戰,不知道與多少人談過話,開過會。高峰社社主任趙複祥同他父親圍繞「超支」引起的衝突,團支部女書記文素芳兩次離婚的糾葛,和這個社的無數人物,後來都寫進了小說。

  與上海、睢水時期的寫作不同了。那是依靠故鄉生活的長久積澱來虛構的。現在他是個「內行」的採訪者。內行到在幹活中可以指出水車架設地點的對或不對,以及改修溝道如何節省勞力。但是採訪影響了他的想像。如果對比《青坡》與他的雙龍鄉劄記,你會驚異于他大量採用實際記錄來構造小說的創作方式。

  他記錄了全部見聞。這是大躍進時期一個「先進」高級社,幹部帶領群眾苦苦奮戰的縮影。苦戰的成果,群眾得到、看到了一些。誰也沒有去想,灑下的汗水之多與所得的利益之微,根本不成比例。沙汀參與設計、試驗土抽水機,運土,做燕兒窩,失敗了重來。當看到梓江的水終於翻上了山坡的時候,他與農民幹部都狂喜得像小孩子一樣。他看到的絕對是事實,他的受感動也是事實。

  下個月,他帶著從雙龍獲得的情緒到三台尊勝,看到那裡的水利工程,他感到:天很空曠,浩大,上上下下都可以望得很遠。心情非常開朗,舒暢。感覺到無窮無盡的生命力的奔馳。在雙龍、尊勝,他也不是完全看不到無休止的改土、並社、夜戰帶來的弊病。水利基本建設的攤子鋪得太寬,勞力緊張,把大春耽誤。有些活路不講科學性,只憑體力硬幹。但是經過「反右」,只要有一絲的懷疑從腦際掠過,他也會用學來的「主流」論、「本質」論,一一加以澄清。群眾積極性挫傷產生的不滿,用「階級鬥爭」學說一套,也便釋然。因為故鄉的建設不夠「典型」,他另辟生活基地,每年不辭辛苦地下去。結果是先驗地在尋找與「政策」對應的例證。他沒有想到「先進」的試點是按照特殊的條件形成的,可能是最真實的虛假。他遠遠看不到「全部」。「生命力的奔馳」駛入錯誤的航道,釀成的是悲劇。

  (是不是「文化大革命」中說的「路線錯了,一切皆錯」的意思?不是。農民的勞動是真誠的。也不是個人品質上的虛假。但當時大部分的中國人,包括你、我,都沉醉在一天早晨醒來便擺脫掉民族貧困的浪漫理想中,是歷史的虛假。像你的《假日》,那裡的食堂不久都垮了,你寫的是在歷史面前黯然褪去光色的「事實」)

  所幸他寫得很少。四年裡,寫新農民、新矛盾,似乎略有所獲。寫到「反右」以後,就不那麼有信心了。

  十三陵水庫是中國「大躍進」的一個象徵。文學跟隨政治,忘乎所以地奏起了「暢想曲」。他在北京開會,作協總會副秘書長一連找他談了兩三次,動員他去勞動一段時間,可以擔任水庫工地宣傳部副部長,同時進行創作。他考慮再三,最終沒有答應,推薦了艾蕪。艾蕪就像赴鞍鋼那樣欣然同意,去了,搞成了幾十萬字長篇的半成品,卻從此擱淺。想到讓老朋友做「替身演員」,他很感歉意。後來是他通過劉白羽,由作協黨組出面好不容易勸動艾蕪,才將小說放棄的。

  這是不是由他的自知之明產生的農民式的「狡猾」呢?

  【歲月不平靜】

  誰料到大躍進緊連著三年困難時期。

  作為一個社會風習的研究家,他在筆記本和各種紙片上隨處記錄下見聞。

  1960年,雙目失明的大哥摸到成都來訴苦,說高徵購給家鄉帶來的困難,加上天災,順義壩那樣的好田土都荒蕪了。老百姓病倒或紛紛逃荒流亡。他完全不相信兄長說的情況,答應每月給他增加生活費用,批評了他的情緒。

  但到了1961年,農村的災情蔓延到城市,蔓延到他身邊,不由他不信了。

  他親眼看到錦江劇場的巷口牆腳邊,有人在啃從附近飯鋪揀來的骨頭。商業場門前路燈下,擺籃子賣涼拌「無縫鋼管」(蕹菜),居然有穿呢制服的人蹲下去買一盤吃。小學中午和下午放學,一路吵吵嚷嚷算糧食帳,算自己這個月還剩多少。父母子女每天要聲明一頓吃幾兩米,弄得不好便會發生爭吵。招待所裡每頓也離不開「無縫鋼管」。厚皮菜比「無縫鋼管」還要難咽,能把你肚裡的油水全刮光。1962年開始恢復,市面上有點東西賣了,但價格貴得嚇人。他和玉頎在重慶南泉住,實一塊不到一斤的紅苕,一元多錢。家裡主要吃瓜菜煮面片,只給他一人吃雞蛋,一元一隻。三年裡花光所有存款,《祖父的故事》就是為還清出版社的支款而編起來的。

  沒有「當前的現實」好寫了。1960年還有情緒寫大躍進。《你追我趕》在《人民文學》發排後,為了某幾個字句,他還會給千里之外的編輯部發航信、發電報,要求修改。現在寫什麼呢?

  參與《紅岩》的修改、加工,似乎釋放了他一部分無處散發的寫作熱量。早在1958年10月,中國青年出版社的編輯到成都西門外沙汀家拜訪。坐在房前的涼臺上,沙汀拿出重慶文聯剛寄到的慶祝建國十周年的獻禮計劃,指著其中羅廣斌、楊益言、劉德彬三人預備合寫「中美合作所」的長篇一條,說:「這可是個大題材喲!」

  這個選題原是以一本回憶錄《在烈火中永生》做底子的。出版社跟沙汀一樣有眼力,當即決定去重慶約稿。到1960年初,小說初鎬鉛印了一百本徵求意見,暫名《禁錮的世界》。聽說有人持否定態度,他拿來一氣讀完,發現它雖然粗糙,顯然是一塊璞玉,是有厚實的加工基礎的。5月,他把原訂去武勝的路線改變了,先到重慶,征得市文聯負責人王覺和市委文藝處的支持,由林彥、向曉和作者之一的楊益言陪同,一塊到市委機關的獅子灘長壽湖農場去找另一作者羅廣斌,商談進一步修改的計劃。

  他看到的羅廣斌,是個放達、熱情,說話詼諧的漢子。楊益益言則穩重、深沉。羅、楊和因1957年鳴放的「錯誤」中途退出寫作的劉德彬,都是渣滓洞囚犯中的倖存者,現為團市委幹部。他們在解放後做過幾百場報告,對獄中的情況相當熟悉,寫作情緒飽滿。

  沙汀與他們當夜在農場招待所長談。次日臨行前又談了一次。體提議加強許雲蜂、江姐、成崗等人的描寫,不要坐在渣滓洞寫渣滓洞。要從真人真事中跳出來,從單純的「禁錮」中跳出來,聯繫全國的形勢。《紅岩》的修改能打開局面,與他的這個思想有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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