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達書庫 > 名人傳記 > 沙汀傳 | 上頁 下頁 |
一〇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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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都讀過了《淘金記》,覺得是出色的對「地獄」的描寫,是地方風俗史。但一談到諷刺,他們的話便有了分寸:「你的人物很多是果戈理筆下的人物,但你對反動人物的鞭撻不夠明快,吝嗇誇張,如果要普通讀者懂得你那太含蓄的用意,他們會很吃力。做你的讀者要有很高的條件,不少人可能因此而退卻了」。「你書裡出現的勞動人民給人的印象是不鮮明的,而且和那些反面人物容易混同起來」。「你的諷刺還缺少一種刻毒的力量,不能激起讀者足夠的憤怒」。 反復思量著這些話,他感到興奮和惶惑。對醜的調侃不應只是一種色調,社會諷刺為什麼不能有表面不太「刻毒」的呢?他想不太明白。但知道,他的諷刺的筆法在今天已沒有多少用武之地。保持對生活精細觀照的能力,來寫新的農村,可能是他應走的路吧。橫貫歐亞大陸的漫長旅途給了他思索的時間。 (這一段的思索是重要的。你的諷刺藝術從此便弱下去了。趙樹理對農村還能保持一點鋒芒,我在一部分創作思想上比他萎縮) 他們到了莫斯科,然後轉赴東柏林。這個作家代表團太小了,小得不引起注意。駐蘇、駐德的使館之間聯絡不暢,他們兩次呆站在外國首都的車站大廳裡,等不到接待的人。東德大使當時是紀鵬飛。 新中國的文化使者在1952年11月那個年代,到社會主義的東歐來主要是認同,而非求異,沙汀地域性的自足心境不容許被打破。在莫斯科大旅舍下榻,住一百盧布一夜的房間,吃十盧布一盤的涼拌捲心菜,就覺得渾身不舒服。他告訴使館的人員,返程再經過這裡,但求住普通的房子,喝紅菜湯就可以了。到了柏林,發現為出國特備的駝絨大衣太暖,只好買呢大衣。他帶頭挑半毛料質地的,認為純毛料的太貴。 這有什麼辦法,只有節儉才愉快,他改變不了自己。訪問的日程排得滿滿的。聲援中國革命的劇本《怒吼吧,中國》的老作家弗裡德裡希·沃爾夫,使人感到親切。屋子裡陳列著金山寄贈的他的劇本在中國演出的劇照。老人特別喜歡在戰爭環境下成長的馬烽。在詩人庫巴的家裡同東德作協主席安娜·西格斯會面,沙汀讀過她的名作《第七個十字架》。他覺得修養高深的女作家不如工人出身的庫巴好接近。他們還特意訪問了脫產剛三年的礦工作家泰渥·哈利希,聽他仔細介紹自己的經歷。他們訪問過各種工廠,造船廠、化工廠、冶煉廠,在工人住宅區與群眾接觸,參加過清除戰爭廢墟的義務勞動,甚至得到一份勞動證書。 在他們的再三要求下,好不容易參觀了一個農業合作社,但沒能與任何社員接觸。按照他的理解,東德的和平土改使農民普遍存在「變天」思想,要比中國土地上發生的一切來得差。 不過他在這個社會主義國家看到的古典文明是燦爛的。去憑弔過魏瑪的歌德故居、墓地和席勒故居。在綠蒂的墳塋旁,他對德國人講述中國五四時期的」維特熱」。在德累斯頓談魯迅介紹柯勒惠支的版畫,在萊比錫法院聽當年季米特洛夫講演的錄音。他仿佛是拿東歐的社會主義來加深認識自己國家的社會主義,並肩負著將一個真正的中國介紹給對方的使命。 在參觀土林根省的玩具博物館時,他就糾正了外國朋友的一個「錯誤」。他在琳琅滿目的展品中發現丁一件中國的黃楊雕刻,雕了一個拖辮子的男子與一個小足婦人面對面躺在煙榻上吸鴉片。這個舊中國醜惡的小擺設,引起他生理上的不快,他控制著感情,向那位引導參觀的館長解釋,這絕對不是一件什麼兒童玩具,歷史上中國從來沒有這樣一種玩具!但是先前在北海造船廠訪問,曾有過一次小小的發作,他沒能控制得住自己。對方是一位接待人員,三十年代加入海軍,駐防過上海,似是個「中國通」。這個昔日的德國水兵並無惡意地詢問沙汀: 「上海現在還有『燕子窩』嗎?」 沙汀告訴他,早經查禁絕跡了。可他不信。再三地說明,仍搖頭說: 「聽別人講,鴉片煙一旦上癮是戒不掉的呀!」 倒好像是沙汀在強辯。終於惹得他的脾氣上來,脫口說道: 「據我所知,世界上只有一樣東西戒不掉:麵包!」他說這句話實在急躁,以至在用「麵包」這個詞以前,先就溜出一個「飯」字。 馬烽在旁邊,禁不住笑著接過話來打趣他:「哪裡聽說有什麼『飯包』啊!」 這樣總算緩和了一下空氣,沒有造成更尷尬的場面。其實他知道,德國朋友的固執己見,是因為交流太少。他的反應是習慣性的。他無法允許別人隨意地破壞他所「經驗」的一切。 (你跑到萬里之遙的外國,吸收到的知識很有限。你不是在用外面來充實內面,更談不上衝擊內面。我註定是一個「土」人,經驗型的人,出國僅僅是用外部的世界來證明一次內面的世界而已) 年底結束訪問,原路回國。在北京逗留期間,中宣部文藝處的林默涵、嚴文井找他談話,讓他到「文協」將成立的創作委員會工作。他回四川寫作的夢做不成了,推託的話剛出口,林默涵便一本正經地說:「已經決定了。你不幹,我們發調令調你,看你幹不幹?」他只好答應做一兩年看看。陌生的工作來得很急切。1953年4月,創委會成立,中宣部副秘書長邵荃麟當了這個機構的主任,沙汀為副主任,實際主持日常工作。4月5日,他還在重慶的西南文學藝術工作者代表會議上致開幕詞。10日閉幕,他剛剛被選為西南文聯的主席,便趕往首都去接任新職。起初沒帶家眷,過一段時間才將玉頎和小兒子剛宜接來。四川的岳母及其他孩子,好像是他故意留下供撤退用的後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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