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汀傳(100)_吳福輝

一〇〇

　　上級答應他從川西文聯脫身，原是要他去籌建一個更大的西南文聯，賀龍去重慶前向他透露過。西南局這時下了調令，區黨委通知他動身，卻被他十分乾脆地拒絕。理由是熟悉川西社會，想留下來搞創作。第二次調令下來，他不理，又來了第三次調令。他預感到如果走上西南文聯的領導崗位，行政組織工作和他的創作的矛盾將會永遠附在身上。對著好脾氣的郝德青，他仿佛掙扎一樣，滔滔不絕地說開了在川西堅持創作的願望。郝不動聲色，只講了一句：「同志，這是西南局第三次調你到重慶啊！」他心一虛，垮了下來。

　　這件事不知怎的傳到了北京。兩年後他被派與馬烽一起赴東德訪問，馬烽開他的玩笑：「你連重慶都不願去，大家還以為你不肯出國呢！」

　　10月，邵子南到成都專程來接他，他只好將全家遷移。玉頎也不願到重慶定居，大約就從這個時候起，她的身體逐漸壞下去，胸口疼痛潛伏下致命的病症。在山城，從西南局宣傳部長張子意以下，大家都親切接待他，好像事先商量好似的，誰也不曾批評他的無組織行為。西南局組織部長張際春知道他有胃潰瘍病，在一次會前，還勸他多吃軟食。因為事先確定了西南文聯和重慶市文聯是一套辦事機構，西南文聯在組建中也受市委的領導。所以市委宣傳部長任白戈兼了文聯主任，沙汀是副主任，主持日常工作。這正是再合適不過的搭檔，而且艾蕪已經在市文聯裡。同這兩個朋友合作是令人愉快的。

　　1951年我從川西文聯調西南文聯，又與沙老在一起。機關在新民街離「解放碑」不遠的一座院子裡，原是軍閥的洋房，石頭鋪地，正中一幢三層樓房，旁邊一個相連的院子還有座小三層樓。沙汀一家便住在這小三層的二樓，一大一小兩間屋。沙汀夫婦住小屋，他岳母領三個孩子住大間，只楊禮不在身邊，剛宜四歲，有個吳嫂管家。

　　沙汀一直瘦削，嗓門很大，容易激動，吵架沒心，人是正直的，毫不虛偽。四川人愛發急，愛擺龍門陣，幽默，他都具備。他對解放後的新鮮東西不能一下子接受，自己開夥，不吃食堂，對機關生活也不適應，總提出要去農村訪問。

　　黃玉頎這個時期參加工作，我們倆都在《西南文藝》編輯部，她做編務。她心情不好，「抗大」、「魯藝」出身的，都成了幹部，她卻連黨員都不是。人是很倔強、很自尊的，也會與人吵。但沙、黃兩人的關係極好，夫妻吵架，最後總是他讓她的。說起來這年玉頎還沒到四十歲，她的微突的額頭和筆直的鼻子還是顯得那麼高貴，不像是個鑽了十幾年山溝的女人。頭髮梳理得順貼，發著光亮。說話的嗓音十分細小。對於許多沙汀的朋友，她是個嬌美的女主人。但是漸漸地，她總在他耳邊說，她對邵子南的倨傲很反感，有意見。

　　這位與沙汀共事的市委宣傳部文藝處長兼文聯黨組書記，他們1946年便相識了。邵是《新華日報》的記者，也寫小說，《李勇大擺地雷陣》是他的大眾通俗作品，解放後一時在全國產生影響。邵子南直率，為人粗疏，在當時那種尊重「開國功臣」的環境裡，他處處流露出以解放區有成就作家自居的態度，慢慢引起沙汀、艾蕪的不滿。

　　艾蕪這時已從張家花園孤兒院的茅草房裡搬出，按理邵子南應當對他有個好的安排。可沙汀第一次分別拜訪艾和邵的住處後，他的腹誹便開始了：艾蕪住的樓房，房間昏暗而窄小，從寫作環境上講，比草房都不如。而邵子南的洋樓卻是亮亮堂堂的。

　　這究竟還是小節。邵與沙汀、艾蕪最大的分歧是如何看待國統區的作家。邵主張首先加強思想改造，然後才能寫作。沙汀強調讓大家寫，寫出來如果不好，批評它就是「改造」。這裡當然包含自己的一份心理：解放區作家由歌頌解放區到歌頌新中國，是順理成章的，而自己從暴露舊社會急劇過渡到歌頌新社會，將放棄掉熟悉的生活、語言和思考方式，談何容易呢。

　　終於，在一次文聯黨組會上，沙汀婉轉提出希望邵重視黨外一些資深文化人，他還舉了幾種例證。不料邵大不以為然，兩臂一抱，笑道：「這點責任我還撐得起！」

　　這給沙汀的印象很壞，矛盾有了公開化的趨勢。西南局宣傳部發覺後，召集了一次黨內會議，尚未解決黨籍的艾蕪也應邀列席。大家對邵子南自命不凡和主觀主義當面進行批評。艾蕪說他因為苦悶，曾經氣憤得想自殺。沙汀談著談著，落下了淚。

　　那時候，提倡批評與自我批評的風氣，這個「生活會」開得比較及時。邵子南犯的是普遍存在的以「解放者」自居的毛病，並不一定是他一人專有。他在創辦通俗刊物《說古唱今》等一系列工作上，倒還是支持了沙汀的。邵子南在批評會後調離文聯，去市委辦公室出任新職。1955年末邵去世，他還寫過悼念文章。

　　他開始解放後最初的創作。《到朝鮮前線去》、《控訴》、《母親》都是反映現實的，視點換成了城市，他不十分習慣。成渝鐵路的修建是一件轟動全川、全國的大事，重慶市文工團石璽在創作一部多幕話劇《四十年的願望》，他參與了修改、定稿。文化部很重視這部作品，曾調到北京的戲劇研究所由洪深老夫子指導加工。為了劇本沒有正面反映部隊對修築成渝路的貢獻，賀龍激烈地發過脾氣。這個劇的命運比那個寫石板灘平叛的劇本稍好一些，1952年9月正式上演了，但隨後也就收了攤子。沙汀當時還不能思考其中的緣故，或者就是思考了，也會認為現實鬥爭是偉大的，主要是作家的思想還跟不上。

　　他比較能體會的是身處領導崗位，創作欲望不得伸展的苦惱。當時，著名作家都被安排公務，是一種信任。艾蕪被任命為重慶市文化局局長，後兼市文聯主任。李劼人當上了成都市副市長兼川西文聯副主任。組織上還準備安排他作西南軍政委員會的文化部副部長。

　　艾蕪的局長、主任純屬掛名，一天也沒有真正做過。但重慶郊區搞土改試點，艾蕪卻馬上參加了。1952年去北京進行文藝界整風學習後，因為全國工業建設鋪開，艾蕪主動要求去鞍鋼體驗生活。沙汀對老朋友軟件「抵制」的一套辦法實在佩服，但他做不到。他接了工作只會認真去做，雖然他的寫作欲望與艾蕪是旗鼓相當的。他心裡對艾蕪還有些不解：怎麼能那麼痛快地離開四川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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