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汀傳(54)_吳福輝

五四

　　陳翔鶴也是抗戰後才認識的。大革命前後便讀過《沉鐘》上陳的小說，他回憶沉鐘社的文章也給沙汀好感，懂得了為何這個團體會受到魯迅的讚賞。

　　（我和周文分頭在成都文藝界聯繫，第一批結識的人裡就有翔鶴。覺得他樸質、熟識得快。他生活不寬裕，父親開過錢莊，後來破產，才從重慶搬來。這時父親已經去世。卞之琳、何其芳陸續來成都，我通過他才結識北平作家。

　　我們雖然談得來，但起初感到他舊文人習氣較重，住房窄小，卻極喜養花。所以1938年春夏之交，一天，我到周文家參加黨的會議，發現陳也在屋，有點驚奇。他是周文介紹的。我認為一個「好人」入黨是好事，後來關係更密切。我去延安前，征得「協進」的同意，把我的課給他教了。——沙汀1986年12月5日講）沙汀與「京派」作家交往，使人不感到他有「左翼」氣。朱光潛在四川大學文學院當院長，這個極瘦極小的中年人是個誠篤的學者。他為了「教育自由」，曾在川大反對國民黨二陳派撤換張頤校長，得到沙汀、周文的支持。周揚曾通過沙汀寫信給他，歡迎他去延安參觀，朱也立即回信表示願去，但後來被歐美派的朋友阻止了。他夫人是南充人，大家叫他「南充女婿」。

　　朱光潛的學生卞之琳在川大當講師。何其芳先在故鄉萬縣教了一陣書，然後也到了成都，在石室中學任教。他們辦起了《工作》。何其芳發表了《論工作》和詩《成都，讓我把你搖醒》，沙汀讀了，改變了對這個帶副眼鏡，有一個油黑的胖臉的書生的看法，覺得他對抗戰成都享樂、懶惰、陳腐、講究美食的風氣的厭惡，和自己是那麼一致，對京派作家更有了好感。

　　我原來不認識沙汀，但知道他。因我參與《文季》、《水星》兩刊的工作，鄭振鐸氣魄很大，把上海、北平兩地作家拉在一起，使我接觸到上海左翼作家的作品，艾蕪的，沙汀的。

　　這時周文、沙汀在做統一戰線工作，我模模糊糊感覺到他們與黨的關係。他們常來川大找朱光潛，方敬、羅念生、謝文炳。謝是川大外文系主任。這時，我和何其芳編了《工作》，輪流出錢，用土紙印，覺得成都氣氛沉悶，想到前方去看看，這樣，才使我與沙汀建立了全新的關係。

　　有一個道地四川作家和沙汀這個時候才建立起友誼的，是李劼人。他在成都讀書時期就聽別人說，李劼人是個有骨氣的人。當時的督軍楊森自命為「文化軍人」，招攬留法學生給他當「參議」、「秘書」。李劼人斷然拒絕別人的勸誘，當了《川報》主筆。楊森手下一個紅人黎純一無聊地登了「為男友徵求女友」的啟事，李邨人一天在自己報上也登了一則「為女友徵求男友」的啟事，其條件有「常服威古龍丸有耐性者」。這種壯陽藥丸是統治階層中不少人常服的。於是老百姓拍手稱快。黎挑撥楊森封閉報館，抓了李邨人。這在當日是轟動一時的新聞。

　　後來李因為與成都大學校長張瀾共進退，憤而辭職，在指揮街租佃的住宅內，開了名為「小雅」的菜館，夫妻倆又當廚師，又當堂倌。沙汀上海時期回川，還特意去吃了教授夫婦做的蔥燒魚、紅燒牛肉。那是一間鋪面的小館子，真是「雅俗共賞，小大由之」。

　　現在，沙汀看到的李邨人便是這樣一個極富正義感的作家。李已經寫出了《死水微瀾》等小說，材料是他親身經歷的。一個軍閥連長指使幾個散兵游勇綁了他兒子的票，經過袍哥大爺出面花錢贖回，使他瞭解到成都近郊場鎮上的人情世態。直接出面斡旋的袍哥叫鄺瞎子，就是《死水微瀾》裡羅歪嘴的原型。李邨人同時任嘉樂紙廠的董事長，致力於抗日文化與實業救國兩個方面的工作。這個紙廠在成都的辦事處，後來成了「努力餐」之外又一個進步文學界經常聚會議事的地方。

　　（你的文學圈子擴大了。過去，你的生活視野很大，卻只有一個較小的左翼文學領域。是抗日戰爭造成我的「擴大」，最有代表意義的是我到解放區去，同行的是兩個新識的非左翼作家）

　　整個教書、聯絡工作佔據了他太多的時間，當他的目光從周圍這些具有美好人格的「精英」身上移開，移到廣大的後方，大半年的觀察所引起的深廣的憂思，時常觸動他考慮：一個文學家的責任在哪裡？廉價的熱情家的隱瞞、粉飾，究竟有無價值？他本來想尋找故鄉抗戰的如火如荼的場面，神聖的新的東西，但「一切照舊。一切都暗淡無光」。比如隨著日機轟炸帶來的全省防空機構的林立，救國公債的發行掀起的呼聲，在成都都曾怎樣引起他的興奮呀。

　　但可憐得很，這些新的東西是底面不符的。表面上是為了抗戰，而在實質上，它們的作用卻不過是一種新的手段，或者是一批批新的供人們你爭我奪的飯碗。所以人們自然也就依然按照各人原有的身份，是在獰笑著，呻吟著，製造著新喜劇。這種新的喜劇，包含著新舊雙重的痼疾。他的家鄉的封建性權力結構所帶來的人的愚昧，已經在他已有的作品裡顯示出中國傳統文化的污濁一面，現在又以新的可笑方式再度出現。春節時節在安縣聽說一個故事：一個叫陳雨村的，專科學校畢業學生，父親陳福田，袍哥，很有勢力，和一個姓劉的小老闆拼力爭奪縣防空協會主任這個芝麻綠豆大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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