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汀傳(46)_吳福輝

四六

　　正是編《文學界》一卷二期的那段日子，一天，戴爽朗地與他談起來，才知他二十年代入過黨，現在關係丟掉了。戴說：「關係沒帶來，設法證明是很麻煩的事。不如重新加入，我可以介紹。」沙汀當即表示，願意再次申請。「左聯」雖然解散，党團組織依然存在。沒過幾天，戴便告訴沙汀，他入黨的申請被黨團通過了。還說，討論中他批評了黨團書記周揚，認為這個人這麼熟，為什麼不早介紹進來？這樣，沙汀便又一次入黨。他的連絡人便是戴平萬和周揚。通過他先後聯繫的人是荒煤、林淡秋，直到「八·一三」戰事發生為止。（最近，經中共中央組織部批文，他的黨齡恢復，從1927年第一次入黨算起）

　　6月7日，中國文藝家協會成立會，在上海四馬路大西洋菜社舉行。到會的約有七、八十人。沙汀專約了艾蕪、魏金枝、杜衡、歐陽山、草明。後兩人不贊成「國防文學」，未來。杜衡口頭上答應，開會那天也沒到場。周揚、夏衍都有意回避了。會議公推夏丐尊為主席，傅東華報告了籌備經過，通過了簡章、宣言。宣言按照與魯迅的約定，不寫入「國防文學」的口號。討論時又有爭辯，但大部分人同意了。有人提議，給病中的魯迅先生致慰問信，得到全場的熱烈響應。會議選舉了茅盾等九人為理事，沙汀等五人為候補理事，簽字參加這個協會的共一百一十一人。

　　一星期後，魯迅先生等六十三人，發表了《中國文藝工作者宣言》。分裂的形勢使得文藝家協會成立後從未能真正開展活動。只有《文學界》算是協會的會刊，出版了四期。到第二期時，周揚通知沙汀，把他調到《光明》半月刊去。他在《文學界》的編輯位置由荒煤接替。荒煤這時剛發表《長江上》，主要搞戲劇活動。他腦筋反應快，人瘦瘦的，但反而沒有後來精力旺盛。

　　《光明》開始是個「皮包公司」。編輯部就是沈起予的家。沙汀接替何家槐，每星期去一、兩次，取稿、送稿，專看小說方面的。當時，「一二·九」救亡運動興起，上海因英美與日本的矛盾在華北事件後擴大，國民黨在西安事變前也自顧不暇，對左翼均放鬆。大家就想找個有實力的書店，辦一種與「左聯」過去關門辦刊、一二期便被封掉不同的雜誌。夏衍找生活書店胡愈之交涉，他們願意承擔，但怕出問題，只搞發行。討論後找洪深公開出面。洪老夫子與國民黨上層有關係，又敢說敢當，就請他掛名做主編兼發行人。沈起予色彩不濃，也出面主編。党的領導是夏衍，加上沈起予的妻子李蘭，一個溫和、細緻、有教養的女性，和沙汀組成了編委。生活書店給的稿費、編輯費都較豐厚，到「七七」事變停刊前，沙汀有五篇重要的故鄉小說發表在這裡。與夏衍來往較多的也是這一段時間。

　　（我知道夏衍很早，他在上海藝大講《戲劇概論》，我旁聽過。左翼搞飛行集會，他參加時不與別人站在一道，看到有巡捕來，便在馬路櫥窗邊東看西看欣賞。他很機警，思想敏銳，記憶力驚人，個性細密、周到，江浙人的特點。他有這個本事，你上面開會，他曉得內容是不要緊的時候，能在下面寫文章。

　　《光明》實際是夏衍掛帥。每次編排，主要由他出主意。他作風深入細緻，排字、看清樣，都很內行。我跟他跑過兩三次印刷廠，親眼見他如何調整版式，當場揮筆填寫補白，文思敏捷異常。三十年代在中國倡導集體創作，他是第一個。《光明》發表五六個集體寫的劇本，像《走私》、《漢奸的子孫》、《鹹魚主義》等，揭露了日寇的罪行，都是他邀集，在跑馬廳附近的東方飯店開個房間，找洪深、章泯等人討論，分幕，寫提綱，然後推選執筆人，寫出初稿的。于伶是他的得力助手，當時叫尤兢。我也參加過討論。——沙汀1986年12月10日講）

　　《光明》很重視東北流亡作家的創作。舒群的《沒有祖國的孩子》，5月由白薇轉給周揚，介紹到《文學》發表後，反應很強烈，被推為「國防文學」的佳作。周揚於是叮囑沙汀，主動與舒群聯絡。從此，舒便經常給《光明》寫稿，並介紹來羅烽、白朗的作品。9月，《光明》一卷七號，還特地編了《東北作家近作集》，也是沙汀的勞績。這「近作集」中，羅烽的小說《第七個坑》，曾被沈起予壓了一些時間，由此引起不滿。舒舒便引了羅找到沙汀，要找沈起予「算帳」。這樣，沙汀才第一次見到羅烽。徐懋庸後來主編《希望》，在《申報》登廣告，夾進一副戲聯，有不敬魯迅之處（沙汀現在還能記得，下聯是「去年今日魯迅徐懋庸筆戰方酣」），舒、羅和沙汀都感氣憤，一起去找徐。經過道歉，事情才算「和平解決」。至於見到白朗，已經到了「八·一三」後，是在離滬那天的車站上了。

　　這時，「國防文學」的擁護者們，群起反對胡風的文章。《光明》第一期，徐懋庸率先發難。第二期周揚《現階段的文學》更是一篇長文。7月，魯迅發表《論現在我們的文學運動》，闡明「民族革命戰爭的大眾文學」這個口號的涵義，及與「國防文學」的關係。此文同時在雙方的刊物上登出，《文學界》的這篇是茅盾送來的。

　　胡風的口號正式成為魯迅的口號，沙汀周圍的人覺得事情棘手。出於對魯迅的尊敬，爭論的勢頭緩解下來。可是沒想到，8月，魯迅抱病寫出《答徐懋庸並關於抗日統一戰線問題》，在《作家》發表。事先誰也不知道徐寫了信。

　　徐自己正回浙江天臺老家省親，看到魯迅文章後，氣急地趕回上海，找到沙汀，大訴其苦。說他感覺委屈，在浙江已哭過兩場，隨即從身上取出他的答辯信，要求在《光明》上發表。徐在沙汀家說這些話時，眼睛通紅，十分激動，他顯然既敬愛魯迅，又想不通魯迅何以會如此嚴苛指責他的緣由。沙汀嚴肅地對徐說，他堅決反對答辯，文章不能再登了。可是徐聽不進去，說《光明》不發，他便找別的刊物。看看勸阻無效，沙汀建議他與周揚談一次，這是在沙汀家見面的，結果仍然無效。夏衍聽說，又主動約他在一家咖啡店裡談了兩小時，批評他全然不顧大局。徐的固執是驚人的，他拒絕了所有的批評。正巧女子書店創辦《今代文藝》，主編剛自日本回來，四處拉稿，便將徐的《還答魯迅先生》一文拿去發表。為了這件事，周揚與夏衍分別經茅盾、雪峰想轉告魯迅，聲明這是徐的「個人行動」，與他人無涉。徐自己也說：在魯迅先生發表那篇駁斥我的文章以後，我同周揚他們的關係鬧得很僵，任白戈從日本回來後，曾約沙汀、周立波等和我吃過一頓飯，想進行調解，但由於我的倔強，沒有調解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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