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汀傳(32)_吳福輝

三二

　　信的內容和語氣都耐人尋昧。兩人都還不是「左聯」成員，還沒有真正發表過作品，瞭解文藝主要是靠讀出版物。他們不是沒有看法，在文藝見解上，他們已經十分接近魯迅，但仍需要通過別人來證實自己。他們不知道魯迅所住景雲裡具體門牌號數，便把信寄到寶山路商務印書館他弟弟周建人先生處轉。發了信心裡很緊張，怕先生沒有時間與陌生人打交道，在不斷的盼望和各種推測想像中，誰知很快便收到先生12月8日的簡信，說他正在生病，允諾病癒後再來詳複。12月28日，魯迅果然寫來了一封相當長的信，這就是那篇《關於小說題材的通信》。他回答兩人：我以為所舉的兩種題材，都還有存在的意義。……兩位是可以各就自己現在能寫的題材，動手來寫的。不過選材要嚴，開掘要深，不可將一點瑣屑的沒有意思的事故，便填成一篇，以創作豐富自樂。……現在能寫什麼，就寫什麼，不必趨時，自然更不必硬造一個突變式的革命英雄，自稱「革命文學」；但也不可苟安於這一點，沒有改革，以致沉沒了自己——也就是消滅了對於時代的助力和貢獻。覆信內容的豐富，很難使兩個當時的年輕人全部領會，但他們受到了回信這個事實本身的鼓舞。

　　轉過年來的1月初，由楊子青執筆又寫了一信，並附上《太原船上》、《俄國煤油》的小說稿，向魯迅再次請教。1月5日，魯迅收到信，10日便寫了覆信。這次是先生與許廣平一起把信與稿子送到德恩裡十三號的。他恰好不在，由湯道耕出來收下。但是湯太粗心了，以為送信稿的必是周建人先生。魯迅夫婦也不予說破，匆忙走了。湯道耕從此就再沒有見到魯迅先生的機會了。這封信據回憶，對《太原船上》頗為肯定，認為寫得樸素、親切，對《俄國煤油》則下了「顧影自憐，有廢名氣」的評語。（這夠叫人灰心的。如果你不是選了《俄國煤油》，而是選了《風波》送去，情況會怎樣？對已經發生的歷史可以做假設性的思考，但歷史不可挽回。《俄國煤油》刻寫人物的技巧稍好些，也更像是一篇小說，我只能選擇它。另外，如果沒有魯迅先生的批評，怎麼會有《法律外的航線》這一組作品的產生呢？）

　　廢名的鄉村小說他是讀過的。「顧影自憐」的毛病大概出在描寫小資產階級身上吧。他想得比較簡單，把魯迅信中說的主要看「作者所站的立場」，不是看寫什麼題材的重要思想忽略了。他決定不發表這篇稿子，並放棄一連串描寫知識分子的計劃。另一位顯然比他受的鼓勵大，把新寫的《夥伴》勇敢地投到丁玲主持的《北斗》雜誌，並因此參加「北斗」讀者座談會，與「左聯」先一步發生了關係。

　　艾蕪的《夥伴》還未及發表，「一·二八」戰事爆發。閘北正在交戰地帶，他們夫婦與艾蕪在德恩裡樓上蹲了大半夜，只聽子彈、炮彈在頭頂上亂飛。天放亮後，伸出頭去一看，在橫浜橋一帶佈滿了荷槍實彈的日本兵，虹口那面更不必說，每條巷道都有哨兵把守。他們等於是住在火線上，困住了。鄰居四川老鄉的女婿，即《我「做廣告的」表兄的信》的原型（此人實際在福建某縣做縣黨部宣傳部長，卻很幽默，說自己是「做廣告的」），出去探路，反被日本兵抓去，更增加了四周的恐怖。這時，任白戈突然一人奇跡般出現了。

　　白戈是從法租界專門跑來接他們的。他滿不在乎，朗朗地說：「既然我能進來，你們就能跟著我出去！」四個人，白戈走在最前面。虧得他那麼熟悉，挑著各種大小的街巷兜來轉去，有幾次一直撞到了日本兵的刺刀尖下面，把黃玉頎嚇壞，連叫：「薨凡！我們不要走了，太危險了！」薨凡是白戈的原名。他不灰心，也不說話，領著他們退回來，再找別的路去轉。終於被他尋到日兵守衛的空隙，繞過兩道崗哨，領出北四川路，逃到法租界呂班路楊伯凱為「辛墾」同事們專租的一間大房子裡避難。

　　這房間是一個前樓，先前已有劉元圃、丁躍詩等逃來，加在一起有十八人擠在一塊，辦大伙食，吃大鍋飯。晚上在地板上睡覺，各自形成自己的角落，還可以互相搭話。戰事還在進行，民心也很沸騰，朋友成了難友，比起平時不知要親熱了多少。每天早晨照例搶報看，一張報傳來傳去。飯後，這些人會跑到北四川路橋的南畔，遠眺蘇州河北的連天烽火和日本兵的活動。每個人都想自己的心事，久久徘徊、觀望。日本一個大將被刺的那個晚上，法租界各條馬路都聚集了中國人。他們也像市民一樣，去狂歡，去跳，去喊。

　　《北斗》編輯部大概討論了艾蕪的《人生哲學的一課》，引起一片讚揚。逃難期間，葉以群（那時叫華蒂）曾來呂班路約艾蕪談話，後來還經常約他去開會，大概艾蕪不久便加入了「左聯」。夥伴的進步給他造成不小的心理壓力。所以，「淞滬戰爭」一結束，楊伯凱好意地建議他們夫婦住在他那裡，好就近商量書店的事，給他創造研究理論的條件，卻被婉言謝絕了。他要搞文學，不是搞理論。搬回戰後的德恩裡住了一陣，夫婦倆便又一次動身去杭州，仍然住在「汪社」。他一頭埋下去創作。當秋天降臨，果實熟了，他在杭州寫下六、七篇短篇小說，這是他的第二批產兒。他果然不寫知識分子，而寫起了革命的、下層的和抗日的題材。

　　1932年4月，寫《恐怖》。

　　《恐怖》是寫廣漢兵變的。1930年10月25日，距成都四十公里的廣漢縣駐軍陳靜珊二十八軍第二混成旅之一部發生武裝起義。軍閥們大起恐慌，便進行「清共」大屠殺。事件發生時，他剛為募款並接黃玉頎從四川回上海，消息傳來，成都戒嚴，部隊連夜包圍學校，次晨集中學生點名，被叫出的站在一邊，就地槍決，每個屍體貼上一張書有「共產黨」字樣的白紙條，……這些，他都真實地寫進了這篇小說。小說沒有單獨的人物，只有隱約的事件和濃厚的氣氛渲染。細節是省一師的，以一個普通青年學生的角度來感受白色「恐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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