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汀傳(31)_吳福輝

三一

　　那時，他（指楊子青——筆者）雖然尚未動筆創作，但已經苦心自修文藝好幾年了，聽見我有那麼多那麼奇的經歷，且將過去所熟悉的我的性情加以估量，便勸我無論如何也像他似地致力文藝。並把當時窮迫的我，拉到他的家裡住著，使我每天都得安心地無憂無慮地從事研究，寫作。又在研究和寫作的路上，熱心地給了我無窮的指示。記得那些日子的晚上，當我已經倦了，頭偏向另一邊的時候，他卻還更加熱烈地說了起來，一面伸出手來，搖動著我的膝頭，使我又不得不凝聚精神，重新談論下去。

　　半個世紀以來，這兩個朋友回憶起共同的文學發端，一個說是那一個啟發了他的創作欲望，另一個說是這一個鼓勵了他的寫作決心。這怎麼能說得清楚呢！楊子青已經很長時間朝夕沉浸于文學。這年初，還偷著試筆。現在遇到這樣的摯友，越是用勁地說服別人，便越是在催促自己的文學新生，兩者是合而為一的。

　　湯道耕身邊這時連一本書也沒有。自修寫作的生活開始以後，便借了他五、六本趙景深譯的契訶夫小說看，借李青崖譯的莫泊桑小說看。耿濟之譯的屠格涅夫《獵人日記》（即《獵人筆記》），省一師時期正在《小說月報》連載，是楊子青一本本買來撕下裝訂成書，兩人一起讀的，現在又來一起討論。他們還談《戰爭與和平》裡安德烈夫人生孩子一節，氣氛寫得如何之好。湯道耕覺得中國小說似不必著急看，楊子青卻比較寬廣，廢名的《竹林的故事》、《橋》，沈從文的《燈》，都找來讀過。他在構思小說，對創造社的偏愛情緒已經消退。

　　這樣，兩人天天聚在一道，晚上讀書，白天埋在屋裡往紙上塗抹。湯的《太原船上》，他的《俄國煤油》、《風波》等小說，便是在這樣的情況下寫成的。

　　差不多每個作家的第一篇小說都帶有自敘的色彩。他一構思《俄國煤油》，在描寫他「熟悉的小資產階級的青年」的時候，便加進了自己困居上海的種種感受：租界和華界的區別，亭子間或幾人合住一個前樓的狹窄，二房東的奇怪職業和臉色，晨起弄堂裡馬桶成列的臭氣，打汽煤油爐子的麻煩，在繁華馬路上容易迷路，或走路不看腳下，以至常常踩了別人，招來詈罵的窘態，都是他這一年多親身體驗到的。這一段生活給他帶來的陰暗心理，與他讀過的外國心理小說匯成了一片。

　　此外，還有整個「左聯」初期普羅文學對他的影響，使他在一個瑣屑的故事裡企圖滲入重大的政治意向：有意要反映群眾在中蘇建交後，對社會主義國家的積極看法。他知道，對於這種知識青年的灰色情緒應抱批評的態度。可自己不也是這樣的青年麼？一種諷刺與自責混合的情緒在筆底自然流露出來。一個做著白日夢的羅模便在德恩裡小屋，經過白日夢一樣的冥思苦想產生了。

　　（多少年以後，有些很有特色的作家，批評你的文學是「客觀主義」。他們如果知道你的處女作是這個樣子，該怎樣說呢？從我的道路來看，直露地抒寫，像發洩自己情緒一樣地寫小說，是我的幼稚期，然後進入咀嚼生活、咀嚼情緒，再寫出的時期）

　　寫好《俄國煤油》，與流行的小說一比，他感到迷惑。這樣一個羅模能有積極意義嗎？如果寫下層，他想起了家鄉的生活。這太熟悉了，一條新公路的建設，會帶來老百姓各種各樣的驚恐，特別是推雞公車（獨輪車）苦力的驚恐，這是個很好的普羅主題。他想起魯迅的《風波》，一條辮子引起的故事。想起讀過的外國小說，用一件事來展示各種人物反應的技巧。一些片斷在腦中閃過，他急忙捉筆，寫了「幾段鄉村生活紀實」，擬題目時乾脆寫上了《風波》兩個字。

　　隨著第一批小說的寫出和反復討論，他與他的夥伴的憂慮加深了。湯道耕寫的雖然是下層勞動人民，但與這時「左聯」提倡直接反映現時代大潮流的作品仍有距離。他們沒有能力寫都市的集會、罷工，也沒有寫農村的反抗、起義，這能有價值嗎？他們要從事的是左翼的文學，但稍一實踐便感到其中的矛盾性，起碼在「寫什麼」這個問題上感覺無所適從。

　　討論中，湯道耕問起了「五四」時代便景仰的魯迅先生。他在緬甸時，魯迅正同創造社筆戰，南洋的進步文化刊物是上海地下黨的人在那裡開闢的，他們都贊成創造社，認為魯迅「落伍」了。現在一問起來，他即告訴：魯迅就住在附近的景雲裡，先生到上海後發表的雜文仍有巨大的影響。這樣，兩人決定共同向魯迅先生請教他們心中的疑問。費了不少的躊躇，由湯道耕執筆起草了一封信。提出的問題是：我們曾手寫了好幾篇短篇小說，所採取的題材：一個是專就其熟悉的小資產階級的青年，把那些在現時代所顯現和潛伏的一般弱點，用諷刺的藝術手腕表示出來；一個是專就其熟悉的下層人物——現在時代大潮流衝擊圈外的下層人物，把那些在生活重壓下強烈求生的欲望的朦朧反抗的衝動，刻畫在創作裡面，——不知這樣內容的作品，究竟對現時代，有沒有配說得上有貢獻的意義？

　　對於人物刻畫的方法，提出這樣的疑問：雖然也曾看見過好些普羅作家的創作，但總不願把一些虛構的人物使其翻一個身就革命起來，卻喜歡捉幾個熟悉的模特兒，真真實實地刻畫出來——這脾氣是否妥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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