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汀傳(28)_吳福輝

二八

　　當左翼文學三十年代初期不斷介紹十月革命後蘇聯同路人作家皮涅克、伊萬諾夫和巴伯爾的作品時，楊子青一篇一篇都找來讀了。像巴伯爾的《信》、《鹽》，曹靖華譯的《不走正路的安德倫》，伊萬諾夫的名著《鐵甲列車》，表現革命的傳奇性質，採用冷峻的跳蕩的印象式手法，突出宏大的場面，以及像雕塑一樣刻寫群像的新鮮表現方式，使他眩目。在中國文學中，他從未見過這種寫法，它們這樣牢牢地抓住了他，以至日後成了他最早一批小說的「模式」。

　　後來流行的才是高爾基、法捷耶夫。不管是哪一類，他覺得這些十九世紀到本世紀初的蘇俄文學作品，最對他的脾味。他只注意他感興趣的，符合他個性的。莫泊桑、福樓拜的小說他讀得不少，但並不篇篇喜歡，印象也淺。而對於他鍾情的篇章，他會一讀再讀。精神萎頓了，思想沉悶了，想像力滯澀了，他都會把《獵人筆記》、《復活》、《五月之夜》、《甲畢丹之女》，重新拿起來讀它一章　。

　　對於魯迅、文學研究會的作家，對於沈從文初期的小說，他也從自己的需要出發，對他們客觀的白描寫法，為人生的嚴肅態度，對閉塞農村逼真的、傳奇性的風俗描摹，心領神會。魯迅的《故鄉》、《孔乙己》、《離婚》，從省師到現在，真是百讀不厭。他像一台只知深掘的鑽探機，一生保持盯住一點，不及其餘的「笨重」山裡人的習慣。

　　在這樣狂熱的閱讀中，想要像這些文學大師們一樣來表現社會、表現自身的願望自然抬頭了。他只是還有懷疑，不相信自己有創作的才能。他遲遲沒有動筆，在等待著。在參加辛墾書店的籌備過程中，他還在想搞社會科學。一本辯證法小冊子的寫作，連提綱都已擬定好了，只是覺得自己外文程度不夠，參考書看得少，才不情願地放下。

　　經由葛喬他們的介紹，他還到北四川路竇樂安路「中華藝術大學」去旁聽夏衍的「戲劇概論」課，聽鄭伯奇、陳望道、馮乃超的課。這個學校校長是陳望道，教務長是汪馥泉，實際上是黨的學校。「左聯」在這個學校的一個教室裡成立的第七日，即這一年的3月9日，楊子青在這裡聽過魯迅先生的講演。這是他第一次見到自己久久敬愛的導師，一位他的思想的引導者。魯迅先生站在講壇上，瘦小的，也是巨大的。清臒的目光在他面前掠過。他在上海已經變得拘謹，他沒有借這個機會和魯迅接近，自動保持了對他敬重的距離。

　　這一年的5月，他被蕭崇素和他的戲劇界朋友拉著去看了著名辛酉劇社演出的《文舅舅》（朱湘譯本，即《萬尼亞舅舅》）。這齣戲的置景、服裝、道具都極為講究，劇場的氣氛也很熱烈，但場中的楊子青突然感到被契訶夫引到一個無人之境，周圍卻是沙漠，一切音響都被隔離，他被一種思想深深刺痛了！劇中對俄國當時窒息一切美好事物的環境的剖析，引起他的共鳴，使他清醒地估價自己的處境，和自己為改變處境所做的努力。這樣目的不明的自學，應當結束了。應當拿起筆，像契訶夫那樣地寫作。中外作家在他心中播下的文學種子，在德恩裡周圍文化環境的影響下，急於要萌發出土了。

　　【THINKING——辛墾】

　　1929年冬，葛喬、王義林等幾個人，搬到閘北大興坊十一號，來過自修生活。這裡緊鄰著與中國現代文學至關緊要的景雲裡——魯迅、茅盾、葉聖陶、周建人等都在這裡居住過。景雲裡離德恩裡又只有一百米左右，走完橫浜路便是了。彼此挨得這麼近，年輕人便常來常往。任白戈差不多逢星期日就來探望大家，還是那麼熱熱乎乎。看電影總是他請客，不過只能看二、三輪的「兩毛電影」，比如卓別麟的老片子。大約就在這個時候，他們討論起辦書店的事來了。

　　在楊子青眼裡，這幾個同鄉都是有組織關係的。在法界住的時候，他們安葬過白戈的堂弟任光俊，一位犧牲在提籃橋監獄的青年共產黨人。每逢重大政治節日，葛、王的住處總有一疊疊的油印宣傳品。不過他們的態度有些怪，常說：「有什麼用哇！」「還是把書店搞起來，多出幾本好書吧。」他們經常出門參加飛行集會，談起話來不大避諱他。當著他的面，他們談李初梨、彭康，談「中華藝術大學」，談與夏衍開會，考慮去蘇北搞武裝鬥爭的事，閱讀一張張秘密發行的《上海報》，但從來沒人與他談黨的關係問題。

　　葛喬人小辦法多。他熟悉這時候在上海突然冒出的許多同人性質的小書店，什麼大江書鋪、南強書局等等，他們都出青年讀者喜讀的社會科學書籍。楊子青讀過林伯修（林國庫）譯普列漢諾夫的《史的一元論》，便是這樣的書店出的，覺得收穫不淺。其他如陳啟修、李達，都各自在組織書店或成為一家書店的主要撰稿人。這是革命者在文化、理論戰線上的重新聚合，所以，有人一提出辦這種書店，大家自然贊成。

　　經過幾次商議，書店的事大體確定。店名「辛墾」由葛喬提出，取Thinking英語「思想」一詞的譯者，兼有中文「辛勤開墾」的意義。楊子青對出馬列理論譯著，竭誠擁護。這一段時間與黃玉頎頻繁的書信來往，戀情更濃，要違背家庭的意願，毅然把心愛的人接出四川，必須做好家裡隨時切斷經濟來源的準備。所以，不能早一日謀生，便不能早一日實現愛情。他對辦書店寄託了幾重的希望。在考慮書店資本時，他主動提出認股一千元，答應先拿出五百元，其餘以後湊齊，還表示願意向親友募集幾千元的股份。五百元不是一筆小數目，幾乎是他攜帶出來的大部分生活費用。事情有了這樣的眉目，幾個人便一起去招商公學找楊伯凱最後議定了。

　　楊伯凱是這夥人的師輩。他早年留法勤工儉學，這時已是中年，顯得老練成熟。「三·三一」慘案後他流亡到武漢，「寧漢合流」又把他迫到上海。他不大參加飛行集合，對盲動主義很反感。楊子青與他熟識後，曾聽他議論過大革命時的武漢：「好不容易組織起武裝糾察隊，說是準備起義，結果規規矩矩繳了槍。」他談起成都大學一個姓王的職員，留法的，說：「才他媽幾條槍也搞暴動，把腿杆搞跛了！」他給楊子青的印象不壞，只是有時覺得他不免神態嚴肅，不好一下子接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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