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從文傳生命的第二樂章(2)

生命的第二樂章(2)

　　在論及《紅樓夢》中人物衣著樣式時，沈從文說：《紅樓夢》一書中王府大宅佈局，雖為北方所常見，但敘述到婦女衣著如何配套成份，都顯明是江南蘇州揚州習慣。據故宮藏另一雍正十二妃子圖繪衣著，不知這時期宮廷裡嬪妃便裝已完全採用南方樣式。這十二圖像還可作《紅樓夢》一書金陵十二釵角色衣著看待，遠比後來費曉（原作「小」）樓，改琦、王小梅等畫的形象接近真實。而一切動用器物背景也符合當時情形。這一見解，就非僅憑文獻作考證者所可道及。

　　這種方注也被用於書畫鑒定。《中國古代服飾研究》旁及一系列與服飾問題有關的傳世名畫的真偽，對已成定論的作者和創作時代，提出質疑和有分量的新看法。

　　傳世閻立本作《蕭翼蘭亭圖》，人無間言，殊不知圖中燒茶部分，有一荷葉形小小茶葉罐蓋，只宋元銀瓷器上常見，哪會出現于唐初？古人說「談言微中，或可排難解紛」。但從畫跡本身和其他材料互證，或許他器物作旁證的研究方法，能得專家通人點頭認可，或當有待於他日。^③

　　沈從文的研究，動搖了書畫鑒定中傳統的「帝王收藏，流傳有緒，名家收藏」三原則。

　　黃裳在論及書畫鑒定的歷史時說：書畫鑒定，也有悠久的歷史了。人們一直承襲著的是傳統的方法，到了60年代，張珩、謝稚柳等專家開始總結傳統的經驗，並有意識地擺脫以文獻為主的偏頗，企圖運用多種手段進行綜合的鑒定。這是一個明顯的進步。^①

　　其實，這種綜合鑒定的方法，沈從文早在1947年就已經提出並實際運用了。在《讀展子虔〈遊春圖〉》一文中，他對相傳出自隋代展子虔之手的《遊春圖》真偽提出質疑時，就指出畫中女人衣著格式，似非六朝格式，亦不類隋代與初唐體制。淡紅衫子蒲羅裳，又似為晚唐或孟蜀時婦女愛好，風致恰如《花間集》所詠，畫面空氣見出唐詩韻致。畫中山頭著樹法，枝柔而敧，卻是唐代法，與論展子虔「細飾犀櫛；冰嘶斧刃」畫風不相稱。衣著中的襆頭和圓領服，時代要晚些，建築時代也晚。從服飾制度、生活風習、畫風演變，詩歌吟詠等多方面進行綜合比證，從而提出「若說是展子虔真跡，還得從著錄以外來下點功夫。若老一套以為乾隆題過詩哪會有錯，據個人經驗，這個皇帝還曾把明人一件灑線繡天鹿補子，題上許多詩以為是北宋末殘錦！」^②《中國古代服飾研究》就是運用這種研究方法培植而出的豐碩果實。服飾的形制、演變的闡釋，被置於一個時代整體文化的氛圍中，不僅創見迭出，而且左右逢源，給人以生氣淋漓之感。例如在闡釋唐代婦女頭飾時，作者指出，「唐代婦女喜于髮髻上插上幾把小小梳子，當成裝飾，講究的用金、銀、犀、玉或牙等材料，露出半月形梳背。」

　　當時於髮髻間使用小梳有用至八件以上的，王建《宮詞》即說過：「玉蟬金雀三層插，翠髻高聳綠鬢虛，舞處春風吹落地，歸來別賜一頭梳。」這種小小梳子是用金、銀、犀、玉、牙等不同材料做成的，陝洛唐墓常有實物出土。溫庭筠詞：「小山重疊金明滅」所形容的，也正是當時婦女頭上金銀牙玉小梳背在頭髮間重疊閃爍情形。

　　溫庭筠的名句「小山重疊金明滅，鬢雲欲度香腮雪」中的「小山」，歷代注家有指為「眉山」的，有解作「屏山」的，近於猜謎。沈從文根據唐人詩詞、文獻、《搗練圖》、《宮樂圖》和出土實物，相互比證，不能不使人嘆服。又如杜牧詠七夕夜園中小景詩「輕羅小扇撲流螢」，其中的「輕羅小扇」歷來被認為是團扇一類東西，畫家也一直這樣畫。但這不免令人生疑：團扇用以撲蝶尚可，撲螢只怕勞而無功。沈從文指出，在《宮樂圖》和《唐李爽墓壁畫》中，都有這種小扇，其實是類似蒼蠅拍子的東西。

　　沈從文的發現並不止於這類局部比證，還表現為對不同時代服飾特徵及演變的整體把握。例如關於唐代婦女服飾，雖然常見於文獻記載，但究竟是怎麼回事，卻不得其詳。沈從文根據近年來大量出土的文物和唐代作家的詩文形容結合互證，做出了詳盡具體的描述。在唐初至開元年間，由於善於吸收融合西北各民族文化和外來文化，影響到婦女服飾，「戴金錦渾脫帽，著翻領小袖或男子圓領衫子，系細縷絛帶，穿條紋間道錦卷邊小口褲，透空軟錦靴，部分髮髻多上聳如俊鶻展翅。無例外作黃星點額，頰邊作二新月牙樣子（或更在嘴角酒窩間加二小點胭脂）」。到元和時，則演變為「蠻鬟椎髻，烏膏注唇。赭黃塗臉，眉作細細的八字式低顰」的「時世妝」。前者健康活潑，後者則完全近於病態。——時代的變化怎樣導致了審美趣味的變化，外來影響如何結出兩樣不同果實。

　　這種文獻、詩文與實物互證的結果，文學的描述形容增加了服飾的色彩和生命。反過來，實物的具象性，又彌補了文字藝術的模糊性造成的缺陷，是足以破千古之惑的。

　　這一研究方法在實際掌握與運用中的難度，是不言而喻的。在研究者方面，必須具備歷史學、哲學、宗教、文學、文獻學、繪畫、雕塑及文物學等極為寬泛廣博的知識學問基礎，以及這諸多知識學問融匯貫通所培養的文化通感和悟性。歷史仿佛有意成全沈從文。他前半生做為文學家的經歷和修養，他自青年時代起就開始積累起來的書法、繪畫和文物史知識及鑒賞能力，他的「讀書多而雜」——各種野史、雜說筆記、工藝百家之言的廣泛涉獵，以及解放後20多年間過手百萬計文物所得的實感經驗，為沈從文開創新的文物學研究方法提供了堅實的基礎。

　　在研究客體方面，困難也是不小的。正如有人曾指出的那樣：

　　例如陶俑和石刻表現衣服飄帶或馬匹鞍飾，為了製作和保存的方便，對實物原貌是有所改變的，有時就和繪畫中的描寫有所差異。又如在藝術創作中，是容許也可能有所誇張、刪略的。怎樣理解、利用他們現實主義的作品的真實性呢？又如，時代較晚的藝術家在表現早於他們時代很久的現實生活時，忠實性是會有程度的差異的。正如今天的戲曲舞臺上的人物衣冠依舊基本是明代的一樣，明代刻書中出現的大量插圖，不論表現的是哪個時代，也基本上是作品產生當時的面貌。但這並不排斥有襲用前代畫稿、紋樣的可能。這一類情況是紛紜複雜的，也是必須慎重對待的。^①解決這類問題，既需要在廣闊的文化空間尋找事物之間錯綜複雜聯繫的天馬行空般的想像力，又需要細如毫髮的精緻感覺。在這方面，《中國古代服飾研究》也提供了一系列堪稱典範的分析。例如在談到成為唐代的《虢國夫人游春圖》時，沈從文對當時的名貴馬具「金銀鬧裝鞍」作了詳盡闡釋，以證明舊傳宋代宮素然作《明妃出塞圖》，就因全然不懂「五鞘孔制」，從而造成錯誤。在論及元初一些繪畫時，沈從文說：元初畫馬名家趙子昂父子所畫諸馬，鞍具還採用五鞘孔制。事實上元代早已廢除，畫中反映，恰好證明傳世諸作均臨摹唐人舊稿，而非寫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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