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從文傳生命的第二樂章

生命的第二樂章(1)

　　《中國古代服飾研究》一書脫稿後，一些國外出版商，聞訊派人前來洽談。願以最高稿酬和印刷條件出版此書。沈從文寫信給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梅益說：「我不願把我的書交外國人去印。文物是國家的，有損於國格的事，我不能做！」並表示願將書稿交給組織處理。梅益接受了沈從文的意見，決定將書稿交商務印書館香港分館出版。

　　1981年，這部八開本，印刷裝潢精美，分量沉重的中國古代服飾研究巨著終於問世。

　　胡喬木寫信向沈從文祝賀說：以一人之力，歷時十餘載，幾經艱阻，數易其稿，幸獲此鴻篇巨制，實為對我國學術界一重大貢獻，極為可賀。

　　《中國古代服飾研究》一出版，很快引起國內外學術界的重視。日本方面表示願意購買該書版權和全部已出書籍；歐美學術界深入接洽商量，擬以英、法、德文翻譯出版；臺灣立即出了該書的盜印本——以極不光彩的手段，抹去沈從文的名字，篡改了引言中的字句以迎合臺灣當局的政治需要。此後，它又作為國禮，成為我國領導人出訪時贈送給外國國家元首的禮品。

　　這部著作對起自殷商、迄於清朝前後三千餘年中國各個朝代的服飾問題進行了抉微鉤沉的研究和探索，掀開了中華民族先民創造的繁富、豐美、燦爛的文化一角帷幕，從一個側面展現出其中神光陸離、氣象萬千的巨麗面影和人類生命所創造的奇跡。雖然此書正如沈從文自己所說：「內容材料雖有連續性，解釋說明卻缺少統一性。給人印象，總的看來雖具有一個長篇小說的規模，內容卻近似風格不一分章敘事的散文。」^①它「不是一本結構完整的《中國服裝史》，但現在已露出地表的林立的樁腳都是結實的，多數是經得起考驗的，初步顯示出宏偉建築的規模」。^②《中國古代服飾研究》同他解放後其它文物研究成果一道，結構成沈從文繼文學創作之後的又一曲生命之歌。

　　這是一部闡釋、比證中國歷代服飾形制演變的著作，然而，特別引人注目的，是隱伏於其中的生命——文化意識，正如他的文學創作，在其所描繪的生動人生表像中，積澱著沈從文所特有的生命——文化哲學。在《中國古代服飾研究·引言》中，沈從文明確指出：「這份工作和個人前半生搞的文學創作方法態度或仍有相通處。」這種相通，應是沈從文觀察現實與歷史現象的生命哲學基礎。1947年，在《讀展子虔〈遊者圖〉》一文中，沈從文就這樣說過：試從歷史作簡單追究，繪畫在建築美術和文學史上實一重要裝飾，生人住處和死者墳墓都少不了它。另有名畫珍圖，卻用絹素或紙張增加擴大文化史的意義。它不僅連結了「生死」，也融洽了「人生」。它是文化史中最不可少的一個部門，一種成份，比文字且更有效保存了過去時代生命形式。^①

　　在沈從文看來，這些以物質文化形式保留下來的竹、木、金、玉、陶、瓷、絲、牙、角器物，不是一堆無生氣的死物，而是過去一時生命存在的一種方式。生命的形式是一種「文化」的存在，而「文化」不是表現為某些僵死的理論教條，而是通過實際人生體現出來的活生生的存在。在現實人生中，它是由社會人、事寫成的，在歷史人生中，它是通過物質文化的實際創造顯示的。因此，在前半生的文學創作中，同各種闡釋人生的書本相比，沈從文將自然和社會人事看成一本活的大書。在文物研究中，同各種史籍記載相比，他又將成百萬計的歷史物質文化產品看成是另一本活的大書。這些顯示生命活的存在的各個方面——政治制度、經濟形態、社會階級分野、生活習俗、宗教、文學、繪畫及通過物質文化產品表現出來的工藝美術，又是彼此促進、相互制約的，從而形成沈從文的「凡事不孤立，凡事有聯繫」的有機整體的生命——文化觀。

　　文化各部門的相互制約與聯繫規定生命的存在方式，不同時代的文化形態的演變又導致生命形式的變化與轉移。他在談及中國古代銅鏡時就曾指出，一面小小銅鏡，從縱的發展上看，從原始社會末期起始，到清朝中葉，就不斷發生著變化。就連裝鏡子的盒子、套子擱鏡子的台、架，也不斷地變。人使用鏡子的意義也在變。從橫向聯繫上看，銅鏡上的文字和花紋又與當時的詩歌和宗教信仰有密切聯繫。如一種「西王母」鏡，出土僅限於長江下游和山東南部，時間多在東漢末年，因此，不僅可以看見它與「越巫」或「天師教」有關，還可以據此校訂幾部相傳是漢人所作小說的年代。而一些西漢銅鏡上的七言銘文，則是溝通楚辭、漢賦與曹丕七言詩之間的唯一橋樑，在《中國古代服飾研究》中，他在談及前蜀王建墓的石棺座浮雕時說：這個石刻，雖完成於五代前蜀的四川成都，但由於唐封建主玄宗和僖宗兩次逃亡四川，中原藝術家先後避難入蜀的極多，蜀中歷來特別富庶，手工業十分發達，並且是生產錦繡地區，受戰事破壞較小，所以畫面反映的和墓中其他出土文物花紋圖案，還多保留唐代中原格局。勞動人民工藝成就，健康飽滿，活潑生動，不像稍後，後蜀文人流行《花間集》體詞中表現的萎摩纖細，頹廢病態。

　　從這種生命——文化既有機統一，又發展變化的觀念出發，沈從文開創了一條獨特的文物研究路子。

　　……一部中國古代物質文化史，還保存得上好於地下。今後隨同生產建設，更新更多方面的發現，是完全可以肯定的。綜合各部門的發現加以分別研究，所得的知識，也必然將比過去以文獻為主的史部學研究方法。開拓了無限廣闊的天地。「文物學」必將成為一種嶄新獨立科學，得到應有的重視。值得投入更多人力物力進行分門別類研究，為技術發展史、美術史、美學史、文化史提供豐富無可比擬的新原料。^①沈從文提出了在新的研究方法基礎上，開創「文物學」的宏心大願。這方法就是以實物為主，「與文獻相互印證，相互補充，相互糾偏，從聯繫比較中鑒別是非，得到新認識」。^②它與文物研究中歷來承襲的以文獻為主的傳統方法相對立。他以大量的例證，力陳這一「唯物實事求是新路」的優越性。例如他談及《方言》中所說「繞衿謂之裙」的含義時說：歷來從文字學角度出發，對於「衿」字解釋為「衣衿」固然不確，即解釋為「衣襟」，若不從圖像上明白當時衣襟制度，亦始終難得其解。因為這種衣物，原來從大襟至脅間即向後旋繞而下。其中一式至背後即直下，另一式則仍回繞向前，和古稱「衣作繡，錦為緣」有密切聯繫。^②

學達書庫(xuod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