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從文傳居陋行遠

居陋行遠(1)

　　從任何意義上說，沈從文的離開北京，幾乎都是被視作社會垃圾面「掃地出門」的。人一走，原先在北京的一切權益便化為烏有。在沈從文離開北京不久，他的唯一一間住房（原有住房三間，其餘兩間「文革」初期即被沒收）就被別人作為「戰利品」接管過去。在當時，這種「鵲巢鳩佔」現象實在屢見不鮮。沈從文重返北京後，費了不少口舌，才要回了先前剩下的那唯一一間房子。

　　可是，這小小房間實在無法安身立命。已被占去的自然無從歸還，沈從文又不願在這種問題上與人爭執，百般無奈之中，沈從文只好寫信給李季，請求為屬作協系統的張兆和安排住房。李季與嚴文井派人瞭解情況，並與各方面協商以後，在小羊宜賓胡同給了張兆和兩間房子——一間用作臥室，一間堆放雜物兼作廚房。儘管兩間房子加在一起不過19平方米，在當時情況下，實在算得是解救燃眉的「及時雨」。

　　從此，原先在東堂子胡同剩下的一間房子，便成了沈從文的「飛地」。在這塊「飛地」上，他又重新著手進行文物研究。

　　回到北京不久，歷史博物館一位副館長向他轉達了國家文物局的意見，說「文化大革命」前編寫的那本古代服飾研究專著，已經重新看過，認為很有見解，值得付印，要他重新校過。於是，沈從文將已經被擱置了八年的書稿取回，對圖像資料重新核對，一個月後交了稿。

　　然而，這一去又是音訊全無，杳無下落。其原因，自然不難想像。

　　沈從文只好不問收穫，只管耕耘下去。他考慮得最多的，還是如何使該書更為完善。他考慮將「文革」以來新出土的有關服飾文物資料增補進去，並全面鋪開在湖北咸甯時擬定的那批專題研究。「文革」前積累的40多本文物資料已蕩然無存，一切都需從頭作起，單是急需描摹的圖像就是一大堆，幸虧王序和王亞蓉主動跑來相助。——王序即1953年參觀歷史博物館時與沈從文相識的那位志願軍戰士，從朝鮮歸國後，讓沈從文幫助挑選工作單位，後來被分配到科學院考古所工作。王亞蓉也是「文革」前與沈從文相識，那時，王亞蓉是一位待業青年。沈從文去圖書館查閱有關服飾資料、圖像，一位姓楊的老共產黨員，見沈從文需要描摹文物圖像的助手，遂向他介紹了王亞蓉。於是，沈從文每月從自己工資中拿出二三十元，作為王亞蓉幫忙的報酬。

　　得知沈從文重返北京，王序和王亞蓉立即跑去看他，想起沈從文在「文化大革命」中的種種遭遇，至今仍不願放下工作，兩人十分感動。沈從文對他們說：「個人受點委屈有什麼要緊，要看到國家在世界上作戰！我們的文物研究工作還趕不上日本朋友，使人心裡難過得很。對我們的文化，最有發言權的，應該是我們自己！」

　　共同的心願將這兩代人拴在了一起。在全國人文科學研究仍處於全面停頓的背景下，他們組成的這個文物研究班子，在沈從文的那塊「飛地」上，十分認真地幹了起來。不多久，整個房間的牆壁上、窗櫺上，到處貼滿了經過選擇描摹出來的圖樣，和大大小小寫有說明文字的紙條，床上、桌上、地上，無一處不是書。床上有一大半地方堆放了隨手應用的圖書，晚上，書躺在躺椅上，人便躺在躺椅上的書上。在陌生人眼裡，這裡有著簡直無法容忍的混亂。但在沈從文眼裡，這一切亂中有序，結構成一部物我無間、十分諧和的樂律，任何人都不能隨便移動——在這塊「飛地」上，對那些畫面上的帝王將相、達官貴人，沈從文擁有至高無上的威權。

　　這裡距小羊宜賓胡同，有兩裡路遠近。雖然這裡兼作工作室與臥室，吃飯問題卻無法解決，沈從文只能每天返回小羊宜賓胡同一次。

　　不管是冬天或夏天的下午5點鐘，認識這位「飛地」總督的人，都有機會見到他提著一個南方的帶蓋竹籃子，興沖沖地到他的另一塊「飛地」去。他必須到嬸嬸那邊去吃晚飯，並把明早和中午的兩餐飯帶回去。

　　冬天尚可，夏天天氣熱，他屋子特別悶熱，帶回去的兩頓飯很容易變餿的。我們擔心他吃了會害病。他說：「我有辦法！」

　　「什麼辦法？」因為我們家裡也頗想學習保存食物的先進辦法。

　　「我先吃兩片消炎片。」^①一些登門造訪的親戚、朋友、熟人，看到這種情形，都不免搖頭、苦笑、歎息，帶一份憐憫同情，紛紛勸他該有個節制，不要這麼傻幹。有人還忿然代抱不平：「這哪裡是在進行什麼工作？你作出來又有什麼用？你充滿熱情為國家工作，可國家給了你什麼？」

　　這也難怪。沈從文的這份工作沒有任何預期。重新校訂後上交的那本服飾研究專著，在館長的辦公桌上壓了三年以後，於1974年退還給沈從文，出版已毫無希望。對親戚、朋友、熟人的好意勸告，沈從文只是報以微笑。人各有志，一個人的選擇就是他的信仰。自己既然選擇了這一行，就沒有理由自行褻瀆。雖說自己一切成就並不預備「藏之名山」，卻不能因為沒有出路就中途而廢。沈從文有了越來越強烈的緊迫感。自己已是73歲高齡了，攬鏡自照，已是滿頭白髮，精力已大不如前。身體隨時都可能發生故障，報廢只是早晚間事。工作條件再差，只要頭腦還得用，就得搶時間把近20年所學種種分門別類整理出一個頭緒，哪怕所走還只是第一步，至少可給後來者一點方便。

　　想起國家目前的處境和面臨的前途，沈從文心裡起了一絲隱痛，卻並不失去對未來的信心。儘管因少數人弄權，肆行無忌，國家前途尚難預料，社會上所出現的情況，是全面破壞與癱瘓。研究工作的不為重視，自己工作條件的惡劣，自是意料中事。但一切阻擋歷史前進的東西，決不會長久存在。民族理性的抬頭，不僅是必需的，而且是必然的。自己只是一個普通公民，國家權力中樞發生的一切關係國家命運的大事，自己既無從弄明白，也就絲毫談不上作出什麼有益於形勢發展之舉，只能在自己的工作範圍內，盡可能堅持下去。這是自己作為一個公民，熱愛祖國、報效民族的唯一途徑。

　　他對王序、王亞蓉說：「舊時當官的感到不如意時，可以表示『倦勤』，但作為一個共和國的公民，卻不能消極。因為他是國家的主人，不是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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