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從文傳大智若愚

大智若愚(1)

　　丹江口火葬場終於未能成為沈從文的最後歸宿。1971年冬，沈從文因心臟供血不良，病情逐漸加重，身體逐漸浮腫起來，連日常行動都成了問題，終於獲許返回北京。半年後，張兆和申請退休得到批准，也結束了幹校生活回到北京。

　　沈從文經歷的是一場身不由己的旋轉運動。從北京至咸寧的雙溪，再轉丹江，到重返北京，短短兩年間，前後六次搬家，大病三場，輾轉數千里，就像當年置身行伍，生命顛簸于不可知的人生浪濤之中，其命運無從自主處，二者有著驚人的相似。不同的是50年前對自己的處境因理性蒙昧而不自知，50年後雖知卻莫可奈何——這又並非出自對現實泯滅是非的主動順應。他心裡自有一桿秤，用以衡量來到自己身邊的事事物物。

　　當「文化大革命」浪湧飆舉，國家一切上層建築部門發生多來諾骨牌效應的時候，對這種摧毀一切的社會現象，沈從文雖然感到這場革命真正沒有中心思想，簡直是一曲混亂而失章次的無主題變奏，卻寄重於這一切並非全出自國家最高權力中樞的決策，而只是一場大規模群眾運動，因魚龍混雜而難免的混亂。因此，當別人信誓旦旦，要以去幹校的實際行動落實「最高指示」的時候，他信以為真，雖然毫無慷慨激昂的誓言——「既然大家都去，我也去」，還不免幾分無可奈何，到底還願以老病之身，服從上面的安排。

　　可是，當他糊糊塗塗到了雙溪，又從最初的糊塗中清醒過來，他的心裡終於起了懷疑。

　　這懷疑並不源於個人上當受騙的感覺。同其他人相較，自己還算得上幸運。既未如老舍那樣被逼投湖自盡，也未挨打致殘，甚至沒有遭牢獄之災。然而，想起整個國家、民族的命運，眼前的事實引起沈從文嚴重的不安。

　　——讓全國以千萬計的知識分子和得力可靠幹部，擱下工作不做，下放到農村來，使得國家許多重要部門的工作完全陷入癱瘓狀態，究竟是為什麼？是不是整個國家機構出了問題，才有人利用機會，弄權術，搞陰謀，在全國範圍內大作壞事蠢事？

　　這份疑懼在沈從文心裡逐漸加重。思前想後，他從國家權力中樞結構的變化中，依稀瞧見了一個雖不免朦朧，卻並非沒有依據的大體輪廓。而這時，正有一些過去頗有名氣的知識分子，正失去作人良心，有意混淆是非界限，主動迎合那些新發跡的權要，順水推舟，以求自保。對這種人的行徑，沈從文大不以為然。1970年夏，感慨于「順水船易坐，逆風旗難擎」，他在雙溪寫了一首詩，對這種因「陀螺啟悟心」，以致失去操守，從而「朝為階下囚，夕作席上賓」的現象進行了諷刺。指出他們的目的是使「四人開心」。

　　在另一首題為《雙溪大雪》^①的詩中，他這樣敘述自己的遭遇：

　　今有鄉曲士，身心俱凡庸。
　　白髮如絲素，皤然一老翁。
　　時變啟深思，經春複曆冬。
　　五色易迷目，五音耳失聰。
　　三月猶雪雨，彳亍泥途中。
　　時懷履冰戒，還懼猛將沖。
　　夜眠易警覺，驚弓類孤鴻。

　　「何不辭辛苦？」「舉世皆尚同！」

　　他知道自己的遭遇正屬中國知識分子一種無法規避的命運安排，沉默中承受屬整個民族的苦難，是自己的份定。他不想逃避。也無從逃避，逃避之路並非沒有。然而，這是不宜為也不屑為的。

　　亦宜若有人，應世巧為容。
　　乘時忽鵲起，終「舉鼎絕踵」。
　　亦宜若有人，拙誠如老農。
　　廿載錐處囊，澹然忘窮通。
　　偶逢機緣巧，附鳳即淩空。
　　亦宜若有人，材質凡鳥同，
　　善自飾毛羽，展翅成大鵬，
　　一舉高沖天，飛飛入雲中，
　　高高上無極，天路焉可窮？

　　沈從文一生厭憎為一己私利而向邪惡屈膝的行為。還在「文化大革命」初期，沈從文正受到衝擊的時候，有人出於「好意」，向他建議說：「江青是你在青島教書時的學生，只要寫封信給她，就可以避免受害了。」

　　「不行。」依舊是慣常的細語輕言，卻內涵著「不必再提」的決斷，臉上消失了慣常的笑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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