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從文傳那朵小花，真美！(2)

那朵小花，真美！(2)

　　然而，為強大政治壓力所規範的人的外部行為和社會輿論的一律，無從完全改變世事的是非曲直。世道人心的差異依然存在。歷史博物館的軍管會一成立，一個姓黎的瑤族出身的軍代表，就將沈從文叫去，十分平和、誠摯地對他說：「你別擔心。你根本無事，沒有政治問題。」

　　沈從文知道，這是對方對自己的安慰。以一人之力，是無從改變既成事實的。但他仍然從中感到人與人之間理解與同情的溫暖與可貴。

　　第一道衝擊波過去，沈從文反倒變得安全了。由於他在歷史博物館不是「當權派」，隨著「文化大革命」的進一步發展，他不久就成了「死老虎」。——「死老虎」打起來無味，也不能顯出打老虎者的英雄本色。於是政治的興奮中心發生了轉移：揪黨內、軍內的「一小撮」，那些還在走的「走資派」。於是，沈從文被「掛」了起來。除裝點性的陪鬥外，便同其他「牛鬼蛇神」一道，每天被集中在博物館的裱畫室裡，學《語錄》，唱「混蛋歌」，參加各種體力勞動。沈從文的任務是負責打掃歷史博物館的女廁所——對一個60多歲的老翁，似乎沒有人擔心他會有什麼不軌之舉。有時又被安排拔草，要打掃廁所時便打掃廁所，要拔草時便拔草，沈從文照樣做得十分認真稱職。

　　有時，他也想利用閒暇時間看點書。可是，除了馬列、毛澤東著作，其它的書不許看。跑到圖書館去借與古代服飾研究有關的全套《三才圖繪》，也遭到拒絕。說是全套不借，要借只能一冊一冊借。

　　他只好專心致志於拔草和打掃廁所了。

　　其時，毗鄰博物館的天安門廣場，經常有數萬、十數萬人的大規模群眾集會。或是紅衛兵檢閱，或是大型批鬥會，或是歡呼「最新、最高指示」的發表。那是由紅旗、紅袖章、紅寶書匯成的紅色海洋。人潮洶湧不息，口號聲響徹雲天，氣勢無比雄壯。在這種背景下，每天從事周而復始的勞作，沈從文心裡卻充滿稀有的平靜。

　　這天，沈從文又一次到博物館的院子裡拔草，院牆外的天安門廣場上，又一次群眾批判大會正在舉行。「打倒……！」「……萬歲！」「……進行到底！」的口號聲如一陣陣驚雷，在天安門廣場上空炸裂，鼓動的聲浪鋪天蓋地襲來。

　　突然，沈從文眼睛一亮。他看到院子的一角生長的一株秋葵，正在深秋的寒風裡微微抖動。一朵紅花從植株的中心勃起，花瓣葉片上掛著晶瑩透明的露珠，楚楚可憐，又生機盎然。

　　沈從文忽然心有所感：儘管身處金風肅殺時節，眼前的小小生物卻仍在履行自己的責任。他仿佛觸到了生命的律動，感到了生命自身保有的那份鎮定與從容。

　　那朵小花，真美！

　　這一瞬間，院牆外傳來的聲浪仿佛突然減弱、退遠，乃至於消失。沈從文的心靈空間一片謐靜，謐靜中又浸潤了一絲傷感。

　　——美，總不免有時叫人傷心……

　　然而，內心的平靜無從左右外部世界的變動。這種拔草、打掃廁所的日子沒有一直持續下去，一份新的變動又在改變著沈從文的處境。

　　先是1969年7至9月間，文化部所屬各單位和文聯各協會的全部工作人員，按照統一部署，分別安排去湖北咸甯、天津寧海等地的「五·七」幹校和軍隊農場勞動，一面搞「鬥、批、改」，一面接受「再教育」。九月末，在《人民文學》雜誌社任編輯的張兆和，已隨本單位人員去了湖北咸寧。至此，沈從文一家成員已經是天各一方：次子虎雛早在1966年就同妻子去四川參加「三線」建設；女兒朝慧早成了各地飄泊的「黑戶」；長子龍朱雖仍在北京，卻因1957年在一張別人寫的向黨委提意見的大字報上簽名，被劃成「右派」，眼下正在北京工業學院附屬工廠裡接受監督改造。因接受一頂「右派」帽子牽累，35歲的人了，仍未能結婚。儘管如此，只要沈從文還留在北京，全家人到底還有一個團聚的中心。可是，就在張兆和去湖北一個月後，1969年11月的一天，沈從文家裡來了兩個人，通知他五日內作好離開北京的準備。

　　問：「去哪裡？」

　　答：「到湖北去。」

　　幾天後，歷史博物館召開了一個動員會議，與會者共27人。其中有五位年過60的老人，並且都是病號。

　　會議的宗旨是動員與會人員去「五·七」幹校，並規定每個人都得表明自己的態度。

　　先是兩位副館長帶頭發言，大意說：知識分子去「五·七」幹校，接受再教育，是毛主席的偉大戰略部署。照主席的話去做沒有錯，違背毛主席的指示就會犯錯誤。主持會議的軍代表十分高興，連聲誇獎：「還是老同志有覺悟。」

　　見他們一個個慷慨激昂，信誓旦旦，沈從文信以為真，輪到自己表態時，便說：「既然大家都去，我也去。」

　　朝慧擔心父親的健康，跑到歷史博物館問領導：「下面情況如何？老人吃不吃得消？」

　　一位副館長回答：「那裡美得很，他想去哪裡，就去哪裡。」不久，沈從文即發現，與會27人中，到後下去的只有包括自己在內的三個老弱病殘，遠較他們年輕的反以各種理由留下了。後來又得知，這樣一種搪塞無法向上面交待，一些人仍被逼著要下去，那位說下面「美得很」的副館長無可奈何，幽幽地哭了一場。

　　先是在動員會上，就有了明確交待：「你們去了，就要下決心在那裡紮根，不要再打算回來。除了煤球，什麼都帶下去。」

　　沈從文照例信以為真。他估摸著：以一老病之身，自己這一去再也回不來了。臨行前，他將在京的幾個至親子侄叫到身邊，把手頭的一點積蓄——「文化大革命」開始後，沈從文每月只能領50元生活費。這時「落實政策」，按原工資補發所得——分給了他們。龍朱、虎雛、朝慧、黃永玉各得一份。

　　這真是一個悲壯的驪歌。^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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