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從文傳那朵小花，真美！

那朵小花，真美！(1)

　　1965年11月，江青等人直接組織的《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一文，由姚文元署名，在上海《文匯報》發表，從而揭開了「文化大革命」的序幕。1966年2月，林彪夥周江青等人拋出《部隊文藝工作座談會紀要》；5月16日，以彭真為首的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組及其《二月提綱》被撤銷；8月5日，毛澤東發表題為《炮打司令部》的大字報；8月7日，中共中央通過《關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決定》（即「十六條」），明確規定這場革命的對象是「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和「資產階級反動學術權威」。一場「史無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便在全國範圍內大張旗鼓地展開了。

　　一切都來得那樣迅猛，那樣眩目，那樣令人猝不及防。大字報鋪天蓋地而來，不需要任何法律依據的打、咂、搶；逼、供、信；剃陰陽頭，戴著高帽子遊行示眾等人類自殘自瀆行為，以「革命不是請客吃飯」為口實被塗上神聖靈光。在革命旗幟包裹下的極左思潮，迷亂了人們的理性，懷疑一切，打倒一切成為人們的行動指南，權威崇拜正以理葬一切權威形式進行。一方面以家庭出身為依據，「紅五類」「黑七類」成為劃線站隊的根據；另一方面，任一「莫須有」的罪名又可使人立即由「紅」變「黑」。一批又一批的各級幹部和知識分子淪為「牛鬼蛇神」。許多人還沒弄清楚是怎麼回事，轉眼間便成為革命的階下囚。

　　在這場大革文化命的「文化大革命」中，沈從文以反邏輯形式邏輯地被視為革命對象，運動一開始就被「揪」了出來。罪狀是極容易羅織的，而且還是「五毒俱全」。且不說當年他與胡適等人的交往，抗戰中「反對作家從政」，在第三次國內戰爭中所持反戰立場，莫名其妙地被認定為國民黨中央委員，——「反共老手」成為戴在沈從文頭上的第一頂帽子；又有人揭發，沈從文家成天跳黃色舞，聽黃色音樂，是「裴多菲俱樂部」——這也是一種誣告，沈從文從來不會跳舞，也從未在家裡舉行舞會，所謂聽黃色音樂，實為沈從文長期養成的聽西方古典音樂的習慣；解放以後，他所從事的文物研究，被認為是「鼓吹帝王將相，提倡才子佳人」。自然又是「反動學術權威」。

　　於是沈從文被紅衛兵先後八次抄家。他無法記清被抄走了些什麼東西，唯一留在記憶裡的，是他的六公斤一捆的書信被抄走了。女兒沈朝慧同時被勒令返回湘西。——朝慧是沈從文弟弟沈岳荃的女兒。全國解放前夕，身為國民黨軍官的沈岳荃本來已經參加了起義，卻因情況不明，在鎮反運動中被誤殺，直至30年後始得「平反」。1958年，沈嶽荃的這個遺孤從湘西來到北京，投奔伯父並認沈從文為父。「文化大革命」一開始，做為「黑五類」，朝慧不可免在被驅逐之列。於是，以她名義的存款全被抄走，並被吊銷了在北京的戶口，限期離開北京。

　　《中國古代服飾研究》一書，被作為「鼓吹帝王將相，提倡才子佳人」的毒草遭到批判。

　　起始，博物館的一位副館長對批判會的組織者說：「你們別忙著批，應該先學習，學懂了再批。」這自然是對無產階級革命派的褻瀆，得到的回答是「嗤之以鼻」，批判會照樣進行。——人們既然已經習慣在既定結論下作文章，自然不會陷入在具體分析前提下作結論的「純學術討論」的泥坑。沈從文算得運氣好，總算沒有被拳打腳踢，但仍然嘗到了「架飛機」的滋味。——由左右兩人，一面按住肩膀下壓，一面抓住兩手反向上提，被迫彎腰、低頭，整個人體如飛機形狀。

　　批判並不到沈從文為止，人們還要順藤摸瓜，追查沈從文的「黑後臺」。其結果，向周恩來建議由沈從文擔任此書寫作的齊燕銘立即成為批判對象。稍稍熟悉一點中國現代文學史的人，不難從中感受到這一事件所具有的諷刺意味。——早在1944年，由楊紹萱、齊燕銘執筆的新編歷史劇《逼上梁山》，便被視作延安「舊劇革命」的先聲。當時，毛澤東就曾在給他們的信中說：「歷史是人民創造的，但在舊戲舞臺上（在一切離開人民的舊文學舊藝術上），人民卻成了渣滓，由老爺太太少爺小姐統治著舞臺，這種歷史的顛倒，現在由你們再顛倒過來，恢復了歷史的面目，從此舊劇開了新生面，所以值得慶賀。」^①而現在，齊燕銘反倒因「鼓吹帝王將相，提倡才子佳人」被押上「歷史的審判台」。然而，批判者並沒意識到其中的諷刺，因為齊燕銘「背叛」了原先的革命立場。也有人覺出其中的滑稽而不敢作滑稽之想。——人們必須強制自己按「現實」邏輯進行思想。

　　在批判齊燕銘時，沈從文算是受到「優待」，因心臟有病，特許他在隔壁房間裡聽取大會的批判。

　　沈從文雖因此事牽連別人而深感不安，但對自己的遭遇，已經看得十分平常，沒有了委屈痛苦之感。他看到了這場革命中匪夷所思的喜劇色彩。既然幾十年前就參加革命的人正被人革命，今天革別人命的，明天又被人革，而許多同自己差不多的熟人朋友，有的已經被關押起來，有的被打成殘廢，有的被迫自殺，或者被折磨致死。自己還算得是不幸中之大幸者。

　　在狂飆颶風面前，沈從文十分堅強灑脫。一天，軍管會一位軍代表將他叫去，指著他放在工作室裡的圖書資料對他說：

　　「我幫你消毒，燒掉！你服不服？」

　　「沒有什麼不服，要燒就燒。」

　　於是，幾書架的圖書和資料被搬到院子裡，付之一炬。其中，包括了一些珍貴的書籍，如明刊本《古今小說》等。望著它們在熊熊火焰中化為灰燼，沈從文心裡雖覺可惜，卻無憤懣，他簡直詫異于自己的鎮定和淡漠。但他明白，這是不能辯、也無從辯的時候。一切抗辯非但於事無補，反而於己有害，只能聽其自然。

　　一部分被認為沒有問題的圖書資料被留下了，並交還給沈從文。那位年輕的軍代表一面將書交還沈從文，一面說：「你不要看不起我，以為我沒文化！」

　　這些人為什麼那樣自信，又如此自卑？極端的自信與極度的自卑之間，正有著一種奇怪的溝通。過猶不及，兩極間的溝通，似乎正是自然的普遍法則。對此，沈從文沒有作答，也無從作答，唯一可行的辦法就是保持沉默。

　　他默默地將退還給自己的圖書資料裝進一個大麻袋，步履艱難地拖著出了歷史博物館，從天安門一直拖到位於外交部後面的東堂子胡同的家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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