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從文傳為而不有

為而不有(1)

　　促使沈從文終於提前下山的，還有一個重要原因：他無從擱下那一個個正在進行的文物研究專題。——當他緊緊擁抱著文物研究工作不放時，他無法割斷與文學創作的一縷情絲；而當真要從文物研究中脫身而出時，他才強烈地感到文物研究對自己所擁有的獨佔力量。

　　自從進入文物研究領域以後，沈從文有了一種越來越強烈的緊迫感。

　　沈從文長年累月與之對面的，是份無法計量的巨大歷史文化財富。那一壇一罐、一絲一縷，處處顯示出中華民族先民在物質文化方面的偉大創造和智慧凝聚。可是，對物質文化史的研究，卻處於落後狀態，與祖先的光輝創造相比，實在太不相稱。即以大同雲崗石窟為例，早在40年代，日本人水野清一就寫出了30多本一套大部頭的研究報告，而在中國本土，卻連一套像樣一點的介紹圖書都找不到。敦煌在中國西北，而「敦煌學」又是日本人居領先地位！……每思及此，沈從文都有一種芒刺在肯之感。物質文化史的研究必須有一個與中華民族相稱的地位和格局。如不思振作，迎頭趕上，便難免對上愧對祖先在天之靈，對下無法向子孫後代交待。為此，從1953至1963年，沈從文在全國政協會議期間，先後就文物研究工作有關問題，提出過20多次建議。

　　要使物質文化史的研究取得預期的進展，除了國家主管部門應作出給予文物研究相應地位的安排，要有人耐得住寂寞，不計個人得失，扎扎實實地做打基礎的工作，還需要各方面的通力合作，才能見出效果。可是在文物考古領域，到處都是條塊分割，各各將國家文物資料當作「專利」，個人與個人、單位與單位之間，相互保密、封鎖的情形十分嚴重。其結果，既有害於人，又無利於己，更有損於整體研究格局的形成。對此，沈從文簡直無法理解。

　　對上級主管部門的決策，沈從文無從過問；對別人思考問題的價值觀和行為方式，沈從文也無權干涉，他只能在自己力所能及的範圍內盡責。一方面，他同時展開對幾十個專題的研究，另一方面，將自己的工作看成是「為各方面打打雜」，充滿真誠地為國內各單位與個人的研究需要提供幫助。於是，一如30年代在北京辦《大公報》文藝副刊時期，沈從文小小寓聽，又成了人來人往的熱鬧場所。不同的是登門入室的，已換成了古文物研究有關的人員。

　　業務和服務範圍日益擴大，除自己在「物質文化史」方面二三十年來鍥而不捨地狠下功夫之外，經常還把自己的專長「送貨上門」，或者接受外單位的「加工訂貨」，甚至應承「代購」、「配貨」的委託。他那間本來就不大的「窄而黴齋」，有時簡直成了個不掛牌匾的作坊或者無以名之的文物、雜項薈集之所。每當客人進屋來，主人常常得這麼介紹已經在座的：「這位是景德鎮來的××師傅……」

　　「這兩位是專門搞舞蹈服裝設計的……」

　　「快來看這幾塊新疆新出土的錦緞吧，不僅重要，還真是米（美）極了！」^①在這方面，沈從文是一個令人歎佩的古道熱腸式的人物。凡有所求，他總是儘量滿足別人的需求。每當別人上門求教，遇一時不能說清的問題，他總要於事後憑記憶寫成數十張卡片，有時甚至一部一部地評述有關典籍的得失，而後將這些卡片，分裝在大大小小的紙袋裡，外面注明「內××材料」——「××有用」、「供×××參考」……熟悉情況的人，一看名字，就知道這是為常來求教的年輕人準備的有關資料。南京大學的青年教師羅子，編寫了一部《中國工藝美術史稿》，寄給沈從文徵求意見。沈從文為有這樣一位青年同道而高興，他幾乎是逐字逐句地為這本書提意見，作修改，反反復複凡四遍，竟使原先薄薄的一本小冊子增加到20余萬言。

　　從事考古學研究的青年高華，曾這樣回憶他請沈從文審閱一篇考古學論文的經過：……我寫了封長信去請教，並把我論文的初稿也一併寄去。沈先生在百忙中看了我的論文，並就我所提的問題給了許多明確的答覆。他老人家回了我一封四倍於我的長信，蠅頭小楷恭恭正正地寫滿了八頁。他不僅提供了許多參考文獻，而且有的就直接旁證博引，省得我再去考證了。經他老先生提供的線索，我翻遍了全套《漢書》，終於查出鎏金在漢朝已經廣泛應用到了建築裝飾上的實例。我在論文中曾引用了一段沈從文先生覆信中的話，我的指導教師、建築家陳志華先生也是獨具慧眼，他一眼就瞧出這些材料有來頭，他問我資料來源於何處？我於是老老實實說明是沈先生覆信中的摘抄。他說應當把材料來源出處說明，於是我加上了「據考古學家沈從文至函介紹」字樣。^①

　　沈從文對這種播撒火種工作的重視不亞於自己的研究。他看到了這對於民族文化研究的長遠價值。他從自己的艱辛嚴肅的勞作中，深切體驗到了四時交替對生命的嚴峻意義，時間就是生命。一個人活在世界上的時間有限，應作的事太多，而能作的事實在太少，面對自己歸納排比出來的一大堆研究專題，沈從文有了強烈的焦急感，還有許多責任待盡，自己正一天天老去。他願意年輕一輩能夠分擔這份責任。在他的感覺裡，不是自己幫助年輕人，而是年輕人在幫助自己。每當遇到一個有志於文物研究的年輕人，話一投機，他會立即引為知己，並推心置腹地說：「我在有生之年要做的事實在太多了，只怕來不及。我願意把一些專題分給年輕人，把我積累的資料交給他們，完稿後以他們的名義發表。重要的是把事情做出來，而不是計較個人的名利得失。你有沒有興趣承當一份？如願意，可以把有關資料拿去，如有困難，也可由我指導進行研究。」

　　這種焦灼感使他不願去計較對方的目的與動機，以至充滿興致地忙活了好些年，一旦那人出露頭角了，回過頭來反把他的真誠和忘我當作笑談，背地裡對他橫加揶揄。對這類人的以怨報德，他總是一笑置之，依舊照樣帶了一股「傻」勁去幫助別人，從來不曾從中吸取教訓。他何嘗不知道人世複雜，人之賢與不肖，各各有別。他寧可承受個別人的以怨報德，卻不願因可能不得好報——他原本也不求報，而阻塞了更多的有志者的上進之途。——這個「鄉下人」，有如他過去筆下的老兵會明，承受了一份別人所得的「呆子」印象，卻無從抹去保留在深心裡的那份人生責任感，儘管在會明身上，是一種不知而為，在沈從文則是「明知故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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