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從文傳艱難的選擇

艱難的選擇(1)

　　當革命大學那位解放軍班長請示回來，答覆說：「上面要你仍然寫文章」的時候，沈從文無言以對。

　　這答覆無意中刺中了沈從文的痛處。——寫文章，寫文章，可是我怎麼寫下去？如果放棄寫作，我又做什麼，又能做什麼？

　　沈從文再次面臨人生的選擇。這選擇，與他20歲時在保靖的那次抉擇有著許多不同處。當年面對的是獲得權力與尋求知識，人身依附與人生獨立的選擇，雖然也有猶疑，有權衡，然而覺醒的生命帶來的是義無反顧的決斷、放下權力，去尋求知識，割斷與湘西上層社會的聯繫，獨立地走自己的路。現在面臨的自然是不同了——背景不同，選擇的對象也與從前的兩樣，性質雖不如最初的人生選擇那般嚴重，擇取卻遠比那次為難。——他無法斷然決然割斷與文學創作的牽連，因為那是注入自己全部生命的事業，早已感到那是「終其一生，無從更改」的。在那上面，有自己20多年的心血凝注。現在要最終割棄，不能不使他感到痛苦。——雖然這痛苦不是來自外部的壓力，既非有人不准寫作，也沒有人強迫他一定要寫什麼，不寫什麼，而是來自他自己的內心矛盾。惟其來自自身，其痛苦更甚。

　　他明白，如果繼續從事文學創作，自己已經定型的寫作方式與已經自覺到的社會要求之間，必不可少地存在著衝突。雖然在那份自我檢查裡，提到學習中對「政治高於一切」，「文學從屬政治」的重新認識，但要在創作中實際體現這一點，並非易事。即便有了朝這方向的明確努力，下意識的長期積習——自己所熟悉的題材範圍、審美趣味、處理材料的方式乃至語言詞匯，終難保不拖住手中的筆。

　　他不能不面對現實：在承受了新的社會要求的文學領域內，自己的落伍是註定了的。與其于己於人有害無益，不如避賢讓路。既然實證生命價值的途徑不只一條，文學創作已經難以為繼，盡可以另外的方式為社會服務。

　　可是，真要改行，對沈從文來說，遠不是一般所能想像的那麼容易。改行意味著什麼？原有的半生經營的事業基礎全部報廢。新的選擇無論是什麼，一切都得從零開始，他已經是50歲的人了。如果新的選擇不只是僅僅獲取一個頤養天年的職業，而是用以繼續實證生命所能達到的傳奇——在沈從文的深心裡，這是一種出自生命潛能的人生必需，那麼，50歲實在是一個太過嚴峻的年齡。

　　——沈從文陷入了自己作成的兩難之境。好在最終的決斷還不需要立時作出。離開革命大學後隨工作組下鄉參加土改，延緩了這一選擇過程。

　　先是抗戰結束後，北京大學以韓壽萱為首，籌備建立博物館專業。沈從文憑著他原有的文物鑒別知識，到處跑去為博物館買文物。及至從四川土改回京後，他又被抽調去清理整頓北京的古董店。成天跟隨軍代表，在北京各古董店裡出入。當時北京共有古董店120個，沈從文親自參與檢查的，就有89個，成百萬的古代文化珍品從他手中經過。想起30年前剛到北京時，自己在這些古董店門前徘徊不敢進門的往事，沈從文心裡不免產生出許多感慨，感慨中也慢慢生出一種憬悟：自己的生命與這些古代文物原不可分。

　　沈從文對文物的興趣遠不是自這時起。它可以一直追溯到1921至1922年沈從文在保靖替陳渠珍整理古籍，管理舊畫、陶瓷文物，並為它們編目的時候。剛到北京時，琉璃廠、天橋、廊房頭、二、三條，各處跑去欣賞古董店和地攤出售的文物，幾乎成了他日常必修的功課。到30年代，他的生活終於從貧困中解脫後，便不知節制地購買收藏各種文物。在他于結婚三周年紀念日寫給張兆和的小說《主婦》裡，依稀可見他當時收羅文物的情形：

　　……她一面整理衣物，一面默默的注意到那個朋友。

　　朋友正把五斗櫥上一對羊脂玉盒子挪開，把一個青花盤子移到上面去。像是讚美食子，又像是讚美她：「寶貝，你真好！你累了嗎？一定累極了。」

　　她笑著，話在心裡，「你一定比我更累，因為我看你把那個盤子搬了五次六次。」

　　「寶貝，今天我們算是結婚了。」

　　她依然微笑著，意思像在說：「我看你今天簡直是同瓷器結婚，一時叫我寶貝，一時又叫那盤子罐子做寶貝。」

　　「一個人都得有點嗜好，一有嗜好，就容易積久成癖，欲罷不能。收藏銅玉，我無財力，搜集字畫，我無眼力，只有這些小東小西，不大費錢。也不是很無意思的事情，並且人家不要的，我要，……」

　　她依然微笑著，意思像在說：「你說什麼？人家不要的你要？……」

　　停停，他想想，說錯了話，趕忙補充說道：「我說盤子瓶子，是人家不要的我要。至於人呢，恰好是人家想要而得不到的，我要終於得到。寶貝，你真想不到幾年來你折磨我成什麼樣子？」

　　她依然笑著，意思像在說：「我以為你真正愛的，能給你幸福的，還是那些容易破碎的東西。」^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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