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從文傳靈魂的迷亂

靈魂的迷亂(1)

　　內戰爆發後的兩三年間，歷史向中華民族提出了一個絕大題目：中國向何處去？

　　這是基於無法回避的現實：兩種力量、兩種前途的生死較量正在全國範圍內展開。隨著戰場形勢的變化，中國正處於時代更替的前夜。

　　文化思想領域內的暴風驟雨與戰場上的暴風驟雨相呼應，歷史遵循固有的邏輯，無情地為自己選擇的勝利者開通道路。1948年，一場逐漸加強的風暴正降臨到沈從文頭上，他無從規避自己份定的命運。他的「游離」國共兩黨政治之外的「中間路線」、超越具象的戰爭觀照、自由主義的文藝追求，受到左翼文藝陣營的批判與清算，正是勢所必然。而且，這種批判正從具體觀點的駁正演繹成目的性的追究。——沈從文的觀點對外，是「為了挽救統治階級無法避免的沒落命運」；于己，是「自命清高而不甘寂寞」，冀望專制帝王的「特別垂青」。一幅幅沈從文的肖像畫被描摹出來了：《鴻鸞禧》裡的穆季、介於二醜與小丑之間的「三醜」、「清客文丐」……

　　沈從文遭到批判的文章，除《從現實學習》、《一種新希望》、《〈文學週刊〉編者言》，還有《芷江縣的熊公館》。《芷江縣的熊公館》是一篇回憶性的文字。1947年，是熊希齡病逝10周年。1948年1月，《大公報》發表了以「紀念熊希齡逝世10周年」為專欄標題的一組文字，《芷江縣的熊公館》是其中一篇。文章回憶了自己青年時代以親戚身份作客熊公館時的所見所聞所感，詳盡地描述了熊公館的形制、陳設，熊希齡參與維新變法及出任國民政府總理的史跡和人格——「實蘊蓄了儒墨各三分，加上四分民主維新思想，綜合而成」，「見出人格的素樸和單純，悲憫與博大，遠見與深思」；熊希齡母親的為人——「自奉極薄」，待下「忠厚寬和」，並以當年「極一時人間豪華富貴」映襯眼前的衰敗冷落，從中感悟歷史和人生。

　　這篇文章被指認為歌頌老爺太太們的德行，津津樂道地主階級的剝削，「粉飾地主階級惡貫滿盈的血腥統治」，是「典型的地主階級文藝」。而沈從文則是延續「清客文丐的傳統」的「奴才主義者」和「地主階級的弄臣。」^①到後，沈從文被界定為「桃紅色文藝」的作家，他的全部文學活動被作了這樣的描述：特別是沈從文，他一直有意識的作為反動派而活動著。在抗戰初期全民族對日寇爭生死存亡的時候，他高唱著「與抗戰無關」論；在抗戰後期作家們加強團結，爭取民主的時候，他又喊出「反對作家從政」；今天人民正「用革命戰爭反對反革命戰爭」，也正是鳳凰毀滅自己，從火中再生的時候，他又襲起一個悲天憫人的面孔，諡之為「民族自殺的悲劇」，把我們的愛國青年學生斥之為「比醉人酒徒還難招架的衝撞大群中小猴兒心性的十萬道童」，而企圖在「報紙副刊」上進行其和革命游離的新第三方面，所謂「第四組織」。^①在這期間，戰場上的形勢已經發生根本轉折。1947年7月，人民解放軍從戰略防禦轉入戰略反攻。1948年12月，遼沈戰役結束；同月，人民解放軍完成對北平的戰略包圍；1949年1月，淮海戰役結束；同月，天津解放，國民黨傅作義部駐防的北平成了一座孤城。

　　一時間，亢奮與恐慌，期冀與幻滅，堅定與惶惑，一切人類情緒的兩極，在北平城內作成一種稀有的交織。一方面，傅作義部正與解放軍方面接洽，準備接受和平改編，另一方面，國民黨黨、政、特系統正紛紛逃離北平，並試圖動員一些著名的作家、教授、學者飛往臺灣。於是，在爭取知識界知名人士方面，中共北平地下黨與國民黨北平當局之間的較量，也同時拉開了序幕。

　　中老胡同北京大學宿舍，表面上一如既往，然而在暗中，以一些著名教授為對象，圍繞著去留問題，兩方面的勸說工作正在積極進行，這些教授的寓所裡，各種客人來往不斷。這種情形也在沈從文家裡發生。先是北京大學當局有關人士登門造訪，勸說沈從文離開北平去臺灣，並送來了直飛臺灣的飛機票。與此同時，北京大學的中共地下黨員樂黛雲、左翼進步學生李瑛、王一平等人也先後來到沈家，希望他不要去臺灣，留下來迎接解放，為新時代的文化教育事業出力。其實，在沈從文自己，早就拿定了主意：不去臺灣！因為他從來就沒有去臺灣的打算。國民黨統治的覆滅，早就是他預料中的事。他過去不曾依附過國民黨政權，即便在抗戰時期，湖南省選他為參議員，他也只是一笑置之。如今自然更不會對它心存任何幻想。

　　然而此時，正有出乎他意料的事情發生。就在北平和平解放前後，北京大學一部分進步學生，發起了對沈從文的激烈批判。一幅幅大標語從教學樓上掛了下來，上面赫然觸目地寫著：「打倒新月派、現代評論派、第三條路線的沈從文！」沈從文心裡起了疑懼，感到一種不平。隨著1949年2月底，人民解放軍進入北平和新的政權的建立，這種疑懼與不平逐漸變得強烈起來。

　　他想起一年來見於報刊的對自己不斷升級的批判。「清客文丐！」

　　「地主階級的弄臣！」

　　「他一直作為反動派而活動著！」

　　嚴厲責備的聲音，連續不斷地在沈從文耳邊轟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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