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從文傳徘徊於戰爭抽象與具象之間

徘徊於戰爭抽象與具象之間(1)

　　1946年，隨著內戰的全面爆發，戰爭的颶風愈演愈烈。7月至8月，蘇中戰場上，連續發生了7次大規模戰役；8月，美國特使馬歇爾和駐華大使司徒雷登發表聯合聲明，宣佈「調處」失敗。

　　10月，國民黨一面繼續與共產黨「和談」，一面揮兵佔領張家口。

　　在這種現實面前，沈從文感到十分痛苦。大規模的內戰可能造成的空前民族災難，增強著他的內心杞憂，一種強烈的反戰情緒在他心裡迅速生長。11月，他在《大公報》上發表的長文《從現實學習》，^①就是這種情緒的集中流露。這是一份沈從文從湘西進入都市20餘年來的自傳綱要。在正文前面的小序裡，沈從文寫道：——近年來有人說我不懂「現實」，不懂現實，追求「抽象」，勇氣雖然熱烈，實無邊際。在楊墨並進時代，不免近於無所歸依，因之「落伍」。這個結論不錯，平常而自然。極不幸即我所明白的「現實」，和從溫室中培養長大的知識分子所明白的全不一樣，和另一種出身小城市自以為是屬工農分子明白的也不一樣，所以不免和其他方面脫節了。

　　在談到抗戰勝利後，國家陷入內戰的形勢時，他說：國家既若正被一群富有童心的偉大玩火情形中，大燒小燒都在人意料中。歷史上玩火者的結果，雖常常是燒死他人時也同時焚毀了自己，可是目前，凡有武力武器的恐都不會那麼用古鑒今。可是燒到後來，很可能什麼都會變成一堆灰，剩下些寡婦孤兒，以及……但到那時，年輕的一代，要生存，要發展，總還會有一天覺得要另外尋出一條路的！這條路就必然是從「爭奪」以外接受一種教育，用愛與合作來重新解釋「政治」的含義。

　　文章認為，這種「爭奪」與20年前軍閥政客間的「爭奪」既相異又相同。與當前相比，軍閥間的混戰已為陳跡，近於一種「離奇神話」，但「歷史上影響到人類那個貪得而無知的弱點」，「30年來的現代政治，8年來的奴役統治」所培養的一切弱點，「卻又像終無從消失」。

　　國家所遭遇的困難雖有多端，而追求現實、迷信現實、依賴現實所作的政治空氣和傾向，卻應該負較多責任，當前國家不祥的局勢，亦即由此而形成，而延長，而擴大。誰都明白如此下去無以善後，卻依然毫無真正轉機可望，坐使國力作廣泛消耗，作成民族自殺的悲劇。

　　因此，沈從文寄希望于「學術自由」，使青年一代能在「清新活潑自由獨立空氣中」去掉「依賴」的習慣，檢討現實，敢於懷疑與否定。「且批評凡用武力支持推銷的一切抽象」。用「愛與合作」、「理性」和「知識」，「粘合」民族新的生機，「重造」民族未來的希望。

　　沈從文以悲憫的眼光，審視著這場戰爭。他超越這次戰爭的具體形骸，試圖從民族、人類精神的發展上，提出對這場戰爭的價值估量。在這種抽象的層次上，這場戰爭在沈從文眼裡，消失了是與非、正義與非正義的界限，而裸現出民族與人類自身的悲劇性質。——戰爭是人類非理性的產物。在思考現代戰爭產生的根源時，他曾說：好鬥與求生有密切關係。但好鬥與愚蠢在情緒上好像又有種稀奇結合，換言之，就是古代鬥的方式用於現代，常常不可免成為愚行，因此人固然產生了近代文明，然而近代文明也就大規模毀滅人的生命（戰勝者同樣毀滅），這成毀互見，可說是自然惡作劇事例之一。

　　好鬥本能與愚行容易相混，大約是「工具」與「思想」發展不能同時並進。^①他希望人類最終能以「理性」戰勝「愚蠢」，使自身擺脫「自相殘殺」的戰爭陰影。

　　你即或相信法國革命大流血，那種熱鬧的歷史場面還會搬到中國來重演一次，也一定同時還明白排演這歷史以前的醞釀，排演之時的環境了。使中國進步，使人類進步，必需這樣排演嗎？能夠這樣排演嗎？你提歷史，歷史上一切民族的進步，皆得取大流血方式排演嗎？陽燧取火自然是一件事實，然而人類到今日，取火的簡便方法多得很了。人類光明從另外一個方式上就得不到嗎？人類光明不是從理性更容易得到嗎？^②然而，在具象的層次上，沈從文又看到了依仗強力發動戰爭一方與不能不承擔重負一方的是非區別。在長達八年的中日戰爭中，他充分意識到中華民族抗擊日本侵略戰爭的正義性和神聖性。無論戰事如何酷烈，犧牲怎樣慘重，都無從顧惜。因為這是爭民族生存必須付出的代價。

　　不要因為一些在你眼前的人小小犧牲，就把膽氣弄小了。去掉舊的，換上新的，要殺死許多人，餓死許多人，這個數目應當很大很大！綜合成一篇血寫成嚇人的帳目，才會稍有頭緒！^③在國民黨首先發動的這場內戰中，他也看到了國民黨依仗美國援助，使用美式裝備屠殺中國人的事實真象。他在1946年8月寫的《北平的印象和感想》一文中，就敘述過重返北平後在街頭所見到的「另外一種事實——用來屠殺中國人的美國坦克」。^①但他終於無從擺脫戰爭可能毀滅民族生機這一可怕前景帶來的內心痛苦，不能不陷入無從解釋的精神困擾。

　　這種超越戰爭雙方的立場和價值估量，又與他對「現代政治」的不信任緊密相關。他將自辛亥革命以後30餘年間的政治歸結為「權力爭奪」，一種「簡化人頭腦的催眠」。源於「權力爭奪」的戰爭正是金錢異化人性，導致理性喪失的必然結果。因為「武力與武器能統治這個國家，卻也容易墮落腐爛這個國家民族向上的進取心」。^②因此，他將重造民族生機的責任寄託在非黨派、非集團的學有專長，有「理性」的知識分子身上。這種知識分子應當「游離」於國內任何政治黨派與集團——包括國民黨、共產黨以及其它政治派別如「第三種」政治勢力——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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