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從文傳重返北平前後(2)

重返北平前後(2)

　　街上依然到處都是人。可是許多人一眼看上去，神氣間卻有相通處。——睡眠不足，營養不足，從檯面上的偉人，到羊肉館掌櫃，都顯出一種疲倦或退化跡象。還有市儈官僚、下流偵探、改裝漢奸混雜其間，正暗中策劃從日本人手裡搶收某項產業，或以過去一時與日本人打交道的方式，重新加入某種文化活動……

　　然而從深處看，這種人卻又一律有種做人的是非與義利衝突，羞恥與無所謂衝突而遮掩不住的淒苦表情。

　　……我們是不是還有辦法，可以使這些人恢復正常人的反應，多一點生存興趣，能夠正常的哭起來笑起來？我們是不是還可望另一種人在北平不再露面，為的是他明白羞恥二字的含義，自己再不好意思露面？我們是不是對於那個更年輕的一輩，從孩子時代起始，在教育中應增加一點什麼成份，如營養中的維他命，使他們生長中的生命，待發展的情緒，得到保護，方可望能抵抗某種抽象性疾病的傳染，方可望于成年時能對於腐爛人類靈魂的事事物物，能有一點抵抗力？^①再看看大街兩旁，沈從文始發現滿街人家屋簷下，都掛了一面青天白日旗。今天是個什麼節日？問問旁邊鋪子裡的人，原來今天是孔子生日，全國教師節，北平正準備舉行8年來第一次祭孔大典，全國各地也將於同一天舉行典禮。這次蘇州之行在平江府見到的那個文廟的影像，此時浮凸于沈從文的腦際。那文廟已是一片荒涼，兩廊已變成馬廄，幾十匹軍馬，正由一排老兵看守豢養。兩相對照，沈從文有了一種滑稽的感覺。這些軍馬今天要不要牽出，好讓一些老教師進廟行禮？軍馬可以暫時牽出，正殿上那些無法計數的蝙蝠，又如何處理？師道在儀式上被尊重，可是在許多地方，教師卻仍在軍馬與「蝙蝠」中討生活。現實到處都是喜劇，然而從深處看，卻不免令人起悲憫感、痛苦感。

　　就在沈從文重返北平的同一個月，在美國政府的援助下，國民黨撕毀了與共產黨達成的停戰協定，集結50萬大軍，在安徽來安至江蘇南通的800裡戰線上，向共產黨領導的蘇皖解放區大舉進犯。由國民黨挑起的全國內戰終於爆發。抗日戰爭結束不到一年，戰爭的陰雲又一次籠罩在中國的上空。

　　全國內戰的爆發，擊碎了多數中國知識分子和平民主建國的夢想。國民黨統治區的政治黑暗，因物價飛漲導致的生活困頓，改變著許多人的人生態度。有的拍案而起，投入反內戰、爭民主的群眾運動；有的失去了精神平衡，陷入對現實的絕望。重返北平的沈從文，住在中老胡同北京大學宿舍。同時住在這裡的，還有廢名、朱光潛、馮至等一大批學者、教授。這時，內心的極端孤寂，已使廢名的精神瀕臨崩潰，試圖從宗教中尋求心靈的解脫。每天早晚，他都要打坐參禪，並常常「走火入魔」，在一種近乎迷狂狀態中，情不自禁地手舞足蹈，情形十分淒涼。沈從文理解他的心境，並能體驗廢名心靈深處的創痛，經常去廢名處，陪他說說話。這時，沈從文也正閱讀佛經典籍如《雲芨》之類。廢名一見沈從文，就說：「從文，你不要學什麼道，要學就跟我學。『道』就在我這裡！」

　　然而此時，沈從文並不想悟「道」出世，一回北平，他就成了個大忙人。由於是在抗戰勝利後復員歸來，加上抗戰前在北平所具有的廣泛影響和基礎，沈從文同許多著名作家、教授一樣，正受到青年學生和社會各方面的歡迎。除了繼續留在北京大學任教，沈從文還同時擔任了四個大報文學副刊的編輯。天津《益世報》的《文學週刊》由沈從文署名主編，北平的《經世報》（由楊振聲署名主編），《平明日報》文學副刊的實際編務由沈從文擔任，《大公報》文藝副刊因戰前的舊關係，也邀請沈從文參與編輯。於是，教學、寫作、編輯文學副刊、指導學生組織的文學團體，接待不斷來訪的客人，填滿了沈從文的生活日程。

　　北大好些教授住在中老胡同北大宿舍，我常常到中老胡同沈家小小的院宅中去。到沈家談天、吃茶、吃飯的客人很多，有教授，有作家，更多的是年輕人、學生和一些別的人。雖然沈從文是個大忙人，寫小說，在北大教課，款待來客，我去時他總找時間同我談天。雖然他一口湘西土音我只能聽懂一部分，我卻很喜歡聽他談話。^①

　　這一切，在沈從文的主觀世界裡，都是圍繞著一個宏心大願進行的。即為著復興文學運動，「重造經典」，以改造民族的精神。為著這個目的，他將文學的社會功用放到極重要的地位，將其視為社會前進的杠杆：「文字猶如武器，必好好用它，方能見出它的力量。誠如康拉德所說，『給我相當的字，正確的音，我可以移動世界，」。「凡希望重造一種新的經典，煽起人類對於進步的憧憬，增加求進步的勇氣和熱情，一定得承認這種經典的理想，是要用確當文字方能奏效的」。^①——在他的全部活動中，都寄託了這一份書呆子的理想。

　　然而，沈從文的努力仍然結出了果實。他所主編的文學副刊，在平、津一帶，產生了較為廣泛的影響。一如當年主編《大公報》文藝副刊，沈從文十分注重青年作家的培養。單是詩歌創作方面，經常在這些文學副刊上發表作品的，就有穆旦、鄭敏、陳敬容、袁可嘉、杜運燮、李瑛、柯原等人。在40年代中國文壇上，穆旦、鄭敏、陳敬容、袁可嘉、杜運燮等人形成的象徵詩派，佔有重要的地位；而李瑛、柯原等，成為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後的詩壇中堅。對這些文壇生力的出現與成長，沈從文感到由衷的喜悅。1947年，他著文評論說：

　　本刊由我發稿50期中，載了不少新詩，各方面的作品都有，得到不少讀者來信鼓勵，也有一二讀者來信責備我不懂詩，所以，淨登載些和編者一樣宜於入博物院的老腐敗詩作！這些善意讀者可想不到在刊物上露面的作者，最年輕的還只有十六、七歲！即對讀者保有一嶄新印象的兩位作家，一個穆旦，年紀也還只26歲，一個鄭敏女士，還不到25。作新詩論特有見地的袁可嘉，年紀且更輕。寫穆旦及鄭敏詩評文章極好的李瑛，還在大二讀書，寫書評文筆精美見解透闢的少若，現在大三讀書。更有部分作者，年紀都在20以內，作品和讀者對面，並且是第一回！所以讀者這種錯誤責備，對編者言反覺光榮……這小刊物的明日理想，一定將依然是活潑青春的心和手，寫出老腔老氣的文章。^①可是，這時的中國，一個青年作家的出現與成長，是背負了怎樣一種社會重壓！政治無民主，生活無出路，許多人都是在艱難的環境裡掙扎。對他們遭遇的種種困難與不幸，沈從文都能感同身受，並盡自己所能來幫助他們渡過難關。1947年9月，沈從文收到一位從未識面的青年詩人的來信，信中敘說了自己家中遭到的不幸。沈從文立即在報上登出一則「啟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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