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從文傳昆明冬景(2)

昆明冬景(2)

　　無論走到何處，所遇面孔無論生熟，幾乎都可以聽到類似的聲音。談話裡交織著得意與失望，憂心與亢奮，痛苦與歡樂。人類的全部基本情緒只在「法幣」的得失上漲落。

　　這種只注重目前一己得失的情緒，正在人群中蔓延，障蔽了人們的眼睛，忘卻了一個中國人身當民族存亡關頭做人的責任。

　　我們眼光注意到「出路」、「賺錢」以外，若還能估量到在滇越鐵路的另一端，正有多少鬼域成性陰謀狡詐的木屐兒，圓睜兩隻鼠眼，安排種種巧計陰謀，在武力與武器無作用的地點，預備把劣貨傾銷到昆明來，且把推銷劣貨的責任，委派給昆明市的大小商家時，就知道學習注意遠處，實在是目前一件如何重要的事情！^①更有甚者，一些人追逐金錢的結果，做人的良心標尺，已被壓扁扭曲，失去了應有的完整。

　　沈從文的眼前浮現出不久前，張兆和一位堂姐來鄉下看他們時的情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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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呀呀，三妹，你怎麼窮到這樣子？還教什麼書，寫什麼文章，跟我出去做生意，包你們發財！」

　　這位堂姐一進門，一面用眼睛四處打量，一面直嚷。

　　望著這位堂姐身上入時的衣飾和保養得極好的又白又胖的圓臉，沈從文只覺得眼前的來客氣概異常大，靈魂卻異常小，他無言以對，心裡卻起了一絲憐憫。

　　這位堂姐嫁了一位鐵路上的工程師，在這國家困難的年頭，卻利用職務上的方便，大做投機生意，一時發了大財。這位太太每天要燙兩次頭，家裡小孩一天看三場電影……生活雖過得有滋有味，生命卻無熱無光，金錢扭曲了人性，已失去做人的起碼良心。家裡有一位因戰亂逃亡來投靠的寡嫂，卻被視異路人。那位已經死去的堂兄叫張鼎和，後改名張璋，共產黨員，是一個帶傳奇色彩的革命者。1927年大革命時，在廣州被國民黨逮捕，關在戲樓上，半夜從監獄屋頂上越獄逃走。30年代初，入北平輔仁大學化學系，一邊讀書，一邊從事地下活動，為籌建北平「左聯」而奔走，並被當選為北平「左聯」的執委。後離開北平返老家合肥鄉下從事革命活動，曾奪取槍枝武裝農民，與一位地主紳士的叔叔在一棟房子裡隔牆互作武裝戒備，以至被「張家老圍」視作洪水猛獸。後遭國民黨軍警追捕，逃亡到了日本，又被引渡回來，關押在合肥監獄裡，終於被蔣介石下令槍決。1935年4月，沈從文創作的小說《大小阮》中的小阮，就是以張璋的事蹟作為原型的。

　　張璋犧牲後，留下一個寡妻和三個兒女。堂嫂是童養媳出身，婚前雖曾隨大姑二姑同去張兆和父親創辦的樂益女中讀書，不到一年就被家裡叫回合肥。抗戰爆發後，一個女兒被迫送給了別人。之後，獨自帶了三個孩子流落到湘西所裡（今吉首），靠賣花生、瓜子一類小東西度日糊口，後來又轉輾逃難到昆明，寄居在大姑——那位堂姐家裡，實際上被當作傭人老媽子使喚。而一切用於嫂子身上的開銷，全由公費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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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種種的黑暗腐敗情形，使得許多讀書人精神萎靡不振。

　　有些教授之流，終日在牌桌上度過。生命儼然無別的用處，只能用花骨頭與花葉子去耗費，在牌桌上爭勝負，一時輸了，臉上下不來，還要自我解嘲似的自言自語：「我輸牌不輸理！」

　　想起自己有時也曾勸過一些熟人，不要成天泡在牌桌上，應從大處遠處著眼，卻常常話不接頭，似乎自己反無是處，沈從文不覺皺了皺眉頭。

　　「國家到這樣子，全是過去政治不良，不關我的事！我難受，我能幹什麼！我不玩牌更難受！」——有的照例裝灑脫，帶著一副聰明又痛苦不過的神情。

　　「你以為你一個人對國家特別熱忱？你去『愛國家』，好！我玩牌不犯法，比貪官污吏好得多！」——又有人惱羞成怒，反唇相譏。

　　十年前，沈從文在船上遇到一個大學生，談到個人對國家民族應盡的責任、對人類未來應有的理想時，那位大學生說：「這世上一切都是假的，相信不得，尤其是關於人類向上的書呆子的理想。我只見到這種理想和那份理想衝突時的糾紛混亂！我在大學讀過四年書，所得的結論，就是絕對不做書呆子！」

　　望著眼前的虛空，沈從文從這十年前後的聯結裡，看到了民族中因循墮落的因子，及其傳染浸潤的連環。將眼前河山的豐腴與美好，與人事上無章次兩相對照，從這個無剪裁的人生中，他似乎觸到了「墮落」二字的真正意義。

　　戰爭已經進行了幾年，前方戰事雖屢屢失利，整個民族卻不氣餒。雖然已有萬千人民死亡，無數財富被毀，仍然堅持抗戰，就因為這背後還有一個莊嚴偉大理想，使我們對於憂患之來，在任何情況下都能忍受。可是，如果一部分讀書人所夢想，所希望的，只是餬口混日子，缺少追求一個偉大道德原則的勇氣，並相互浸潤傳染，戰場上尚未完全敗北，精神即見出敗北趨勢，我們這個民族明天怎麼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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