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從文傳寂寞之路(3)

寂寞之路(3)

　　1940—1942年間，西南聯大的教授中間，出現了一個新的文藝派別，即由陳詮、林同濟、雷海宗等人組成的「戰國策」派。他們先于1940年在昆明、上海編輯出版《戰國策》雜誌，1941年在重慶《大公報》上開闢《戰國》副刊，並在上述刊物上發表文章，宣傳以「『大政治』為『力母題』」的理論主張。他們以「歷史形態學」為根據，將抗戰時期的國際形勢看作「戰國時代的重複」，沒有正義人道可言，是「爭於力」的時代，從叔本華、尼采的「權力意志」、「超人哲學」出發，提出「英雄宇宙中心論」，主張「英雄崇拜」，反對「民治主義」，認為「實際上社會的進步，是靠少數超群絕類的天才，不是靠千萬庸碌的群眾」。而與「超人哲學」對立的「民治主義」，「就是提高群眾的力量，壓迫天才領導的行為」。^①

　　在上述理論基礎上，提出文學創作的「三道母題」：「恐怖」——「人們最深入，最基層的感覺」；「狂歡」——「時空的恐怖中奮勇奪得來的自由力創造」，它「生於恐怖」，「也必歸於恐怖去」；「虔恪」——對自我外「可以控制時空，也可以包羅自我」的存在，即「絕對之體」的發現，從而導致的「在神聖絕對體面前嚴肅屏屏崇拜。」^①「戰國策派」的出現，正是國民黨對內製造摩擦，壓制民主，頒佈限制異黨活動辦法，向共產黨提出軍政統一於政府的「統一論」的時候，其理論主張自覺迎合國民黨政治獨裁的需要。「戰國策」派的理論主張在1941年至1942年間達到高潮，其發端卻起於1940年。

　　1940年5月，陳詮在《戰國策》第4期上，發表了《論英雄崇拜》一文。文章援引叔本華、尼采的「超人哲學」為自己的英雄觀張本，認為歐戰中英法的敗北，是由於歐洲英美的民主傳統，而德國的取勝，則是信仰英雄崇拜的結果。中國自「五四」以來，卻效法英美傳統，提倡民治主義，以至個性主義抬頭，使中國讀書人太不崇拜英雄。因此，中國要抗戰救國，保持自己的生命自由。主要條件便是「英雄崇拜」，否則，是決沒有僥倖的。

　　陳詮的文章一發表，沈從文立即就寫了《讀英雄崇拜》，對陳詮的觀點進行了反駁。沈從文從「英雄」的實際含義，即「真的領袖」的分析入手，指出所謂領袖人物，並非由於「頭腦萬能」，不過是「有權居勢」，居「提綱挈領的地位」。他的「偉大」，並不靠群眾單純崇拜，反倒靠各方面的熱忱合作。陳詮的「英雄」觀出於尼采的「超人」哲學，這種英雄，「配上拿破崙性格風度倒剛好合式」。「可惜時代已經過去了」，20世紀「神的解體是一件自然不過的事情」。如果說「神之再造」還有必要，也絕不是那種超人英雄，而是對群眾中「思想觀念手足勞動有特殊成就的人，賦予了一種由尊敬而產生的神性」。文章以國際國內著名領袖人物羅斯福、斯大林、孫中山的思想行為為例，闡述了領袖和群眾的關係。

　　英國封一個戲子作爵士，瑞典給一個電影女演員頒發勳章，這是國家有意從群眾中產生英雄的例子。羅斯福有時會為足球比賽發發球，斯大林大排場款待從北極探險回來的水手，這又是現代偉大意義不同的例子。這事值得注意處，便是真的領袖都有意將英雄崇拜情緒轉移到娛樂或致用分子方面去，個人卻承受了「民治主義」一個對於「人」的原則：「領袖也是一個人，不是神，」

　　他要人相近，不要人離遠，要群眾信託愛敬，不要群眾迷信崇拜。^①

　　文章還指出了陳詮對「五四」以來中國思想文化傳統的曲解，明顯地帶著「清末民初遺老口吻」。「五四」以來國家的種種流弊的產生，決非提倡民主和科學之過，恰恰在於「統治方式只注重集權」，救治之道，不在「英雄崇拜」，而在「民治主義和科學精神」。

　　《讀英雄崇拜》是抗戰時期最早出現的反對「戰國策派」的論文，他的反英雄崇拜，提倡民治主義，將領袖看作一個人，而不是神的觀點，是他一貫反對強權政治、主張政治民主的思想結晶。

　　可是，由於沈從文與陳詮、林同濟同在西南聯大任教，彼此又是熟人，在《戰國策》雜誌創辦之際，沈從文在該刊上發表過文章，便有人散佈沈從文也是「戰國策派」的謠言，沈從文自己也收到過詢問這事的來信。1943年，他在《給一個軍人》的回信中，這樣回答說：你看過《戰國策》，怎麼會把我和陳詮先生的主張並提？怎麼會以為我是和他同在讚美超人英雄？我只記得陳詮先生寫了篇《英雄崇拜》，我寫了篇文章駁他，把我和他並提，是一些莫名其妙的人在小刊物上寫雜感的技法，與事實完全不相符的。^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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