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從文傳寂寞之路(2)

寂寞之路(2)

　　對這樣的問題，老舍自然無從作答，沈從文出任雲南文協主席一事只好作罷。

　　然而，沈從文並沒有置身于抗戰文學運動之外，他始終關心著文壇的風雲變化，並捲入了抗戰時期兩次影響極大的文舉運動的論爭。

　　1939年月，沈從文發表了題為《一般或特殊》的文章，針對一部分作家放棄文學創作的特殊性，將其等同於一般的抗日宣傳工作的現象提出批評。文章從社會技術進步導致社會分工的出現，知識學問趨向「專門化」、「特殊化」的歷史規律入手，指出文學創作原是一門複雜的勞動，充滿了試驗，掌握文學性能很艱難，而現在不少人將文學看作一般的政治宣傳品，這就導致人們常說的「抗戰八股」的產生。因此，文學創作質量的提高，還得在一般的宣傳小冊子以外想辦法。這些人好像很沉默，很冷靜，遠離了「宣傳」空氣，遠離了「文化人」的身份，同時也遠離了那種戰爭的浪漫情緒，或用一個平常人資格，從炮火下去實實在在討生活，或作社會服務性質，到戰區前方後方，學習人生。

　　或更擔負一種雄心與大願，向歷史和科學追究分析這個民族的過去當前種種因果。這種人的行為，從表面上看來，卻缺少對於戰爭的裝點性，缺少英雄性，然而他們的工作卻相同，真正貼近著戰爭。目的只有一個，對於中華民族的優劣，作更深的檢討，更親切的體認，便於另一時用文學來說明它，保存它。他們不在當前的成功，因緣時會一變而為統治者或指導者，部長或參政員，只重在盡職，盡一個中國國民身當國家存亡憂患之際所能盡的義務。

　　在說及特殊與一般的關係時，文章指出：根據我個人看法，對於「文化人」知識一般化的種種努力，和戰爭的通俗宣傳，覺得固然值得重視，不過社會真正的進步，也許還是一些在工作上具特殊性的專家，在態度上是無言者的作家，各盡所能來完成的。中華民族想要抬頭做人，似乎先還得一些人肯埋頭做事，這種沉默苦幹的態度，在如今可說還是特殊的，希望它在未來是一般的。^①

　　1942年，沈從文再寫《文學運動的重造》^②，進一步發揮了他的批評。文章回顧了戰前出現的文學與商業和政治兩方面結緣，結果隨社會流行趣味盈虛消長的現象，指出這種現象在抗戰爆發後有了進一步發展。一些「照例是無作品」和才具平庸、鑽營有術的作家，到處附庸風雅，作一切熱鬧場面上的應酬點綴，導致「作品過度商品化」和「作家純粹清客化」，文學與這些人的活動糾纏在一起，失去了原有的莊嚴性，與擺脫「流行趣味」，在創作中沉默努力的作家，如魯迅、茅盾、丁玲、巴金、徐志摩、朱自清、丁西林、廢名、李健吾、曹禺、施蟄存、蘆焚、艾蕪等人，形成鮮明對照。文章希望通過作家的共同努力，將文學從商界和官場解放出來，使文學作品的價值，從「普通宣傳品」變成「民族百年立國的經典」。

　　沈從文在文章中，集中提出的是這樣兩個問題：一、抗戰時期的文學創作，是滿足於一般的抗戰通俗宣傳，還是深入把握抗戰時期的民族精神現實，使其成為「民族百年立國的經典」？二、作家是滿足于際會風雲，以「文化人」身份獵取一官半職，還是甘耐寂寞，在沉默努力中為民族抗戰切切實實盡自己義務？在這兩個問題上，沈從文的取捨是明確的。

　　這兩篇文章發表後，相繼遭到來自左翼文學陣營的激烈批判。他的觀點被概括為「反對作家從政論」，並與朱光潛、梁實秋等人的言論聯繫起來，視為反對作家抗戰的反動文學思潮。

　　1939年4月，巴人在《展開文藝領域中反個人主義鬥爭》一文中，有關沈從文的部分裡說：在沈從文先生的論點裡，是更著重於「專門研究」那是誰也看得出來的。同時他把一般的工作和特殊的工作，截然分為兩截，那在他的題目上，也很分明地揭示了。他不說「一般」與「特殊」，而說「一般」或「特殊」。然而，他卻把這「特殊的工作」和抗戰牽上了一根線，讓做特殊工作者有名義特殊下去，這一毒計，是超過梁實秋之上了。

　　再沒有比沈從文先生的意見更明白的了。

　　中華民族要抬頭做人，首先得專門家、作家——多好聽的名詞啊——埋頭苦幹，一切一般化的努力，不是中華民族抬頭之道。你聽：「似乎還得先得——」這有力的聲音，是表示什麼？停止抗戰吧，得過50年的埋頭苦幹以後再說！胡適主義的最好注腳，莫過於這一篇高妙的文章了，如果真的照沈從文先生的辦法，那麼抗戰完結，在敵人的鼻息下，「建國開始」，千秋萬歲，沈從文也就「懿歟盛哉」了。^①1943年，《新華日報》連續發表文章，對沈從文的「反對作家從政論」提出批評。文章指出沈從文缺乏區別，將「外在的政治力量限制作家寫作和作家自發地在作品中表現政治意識這完全不同的兩回事混為一談」；「將那犧牲了自由和生命亦在所不惜的正直的作家們，和那般『朝秦暮楚』『名利雙收』的群醜們混為一談」。

　　我們認為：以政治的權力從外面去限制作家寫作固然得不到好結果；而作家在自己底作品之中表現政治見解（使自己底政治觀念成為作品的骨幹，作品底的血肉，不是附加上去的尾巴），卻是當然也是必然的。^②「作家從政」，我們也可能反對，但要看是怎樣在「從」，而所「從」的又是怎樣的「政」。假使是在軍閥統治時代，一個作家要以蠅營狗苟的態度，運動作官，運動當議員，那當然是值得反對的事。舊時代的「八不主義」裡面，早有「不做官」一條，那倒不失為清高。然而在抗戰時期作家以他的文筆活動來動員大眾，努力實際工作，而竟目之為「從政」，不惜鳴鼓而攻，這倒不僅是一種曲解，簡直是一種誣衊！^③沈從文的觀點，同他一貫堅持的文學獨立原則相關。一份「鄉下人」的倔拗，雖然常常使他陷於偏執，卻也保護著他的生命人格的獨立，儘管生命人格的獨立並不以偏執為前提。這份性格無可避免地造成了他在特定的中國現代文學環境裡的孤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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