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從文傳「生命」的第一樂章(5)

「生命」的第一樂章(5)

　　可是，十年後的戰爭，表面形式依舊，仍然是「打倒軍閥」，骨子裡卻已變了質——會明頂頭上司的上司，本身就是一個軍閥。而會明對此無從理解。每次戰事一起，他當真隨著許多樣子很聰明的軍官「沖上去了」。可是，他對戰爭的忠誠——始終保留著一面蔡鍔反袁戰爭時期的三角旗，反而成了別人的笑料。只有當他與鄉下農民對面，望到對方是誠實人的眼睛時，才從腰間取下那面旗幟：「看，我這個傢伙！」看到對方眼裡露出吃驚神氣，「他得意了」——一方面沈從文感歎著「鄉下人」樸素的義利觀不為外部世界所理解，另一方面，又為「鄉下人」主體精神的蒙昧而憂慮。

　　在「鄉下人」自在生命形式的探索上，凝聚了沈從文對自己所屬民族長處與弱點的反省。他渴望著他們理性精神的蘇醒，在保留自身長處的同時，以新的姿態投入新的人生競爭。《邊城》與《長河》，正是沈從文從深處對民族現狀進行反省以後，唱出的生命理想之歌。

　　然而，沈從文以鄉土為題材的全部作品，都是都市里的田園之歌。他對鄉村生命形式的探索，是以都市人生作為參照的。他對鄉村世界的敘寫，全部都是都市人生思考的反撥。這不僅表現為在他的全部以鄉土為題材的作品中，幾乎都穿插著對都市文明的批判，而且，他筆下的都市人生，在整體上也與他筆下的鄉村世界對立。

　　這是一個人性失落的天地，是都市上流社會沉淪的人生圖景。在《八駿圖》、《紳士的太太》、《自殺》、《來客》、《煙斗》、《大小阮》等一系列作品中，沈從文以諷刺的筆觸，抓住都市上流社會的言與行、表與裡的分裂，從不同側面揭露都市「現代文明」培育的虛偽、自私、怯懦、自大、庸俗。人的本質的失落，人性違反自然，是貫穿這些作品始終如一的線索。《紳士的太太》裡那些「紳士淑女」們玩著「愛」的遊戲，在相互欺騙中進行「沒有愛的接吻」，還居然混和了笑與淚；《八駿圖》裡的大學教授們，外表上的「老成」、「莊嚴」，滿口的「道德名分」，卻「與人性有點衝突，不大自然」，《大小阮》中大阮一類人物，「自己活得很幸福」，「百事遂心，還是社會中堅」，也正是他們，泯滅了天良，喪失了做人的起碼道德……在所有這些場合，人變成非人。沈從文對都市上流社會的價值估量，除了帶有30年代民主主義作家的共同傾向，即從人性角度暴露了都市社會的黑暗，還反映出沈從文獨有的特點：以「鄉下人」的眼光去看待都市人生的荒謬。

　　沈從文也寫出了這個沉淪的人生天地裡，企圖擺脫泥淖的掙扎。《都市一婦人》、《如蕤》、《一個女劇員的生活》，集中提出了沈從文的反庸俗要求，表現了都市男女擺脫庸俗人生的努力。然而，她們的掙扎和結局全都是「未了路」。「新的有什麼可以把我從泥淖中脫出？」正是這些人物共同面臨的人生苦悶。

　　將沈從文成熟期的全部創作作為一個整體，便不難看出沈從文筆下人生世界的基本結構：

　　

　　在這個人生結構中，積澱了沈從文的哲學思辨。這種鄉村與都市的對立，從文化的構成看，是都市「現代文明」（即20世紀中國社會的封建文化與資本主義文化的混合體）與原始民性（原始文化的遺存）的對立；從哲學角度看，則是「人性的扭曲」和「人與自然的契合」的對立——從時空角度看，它又表現為現在與過去、未來的對立。這裡的現實，是人性扭曲的都市人生圖景與湘西鄉村社會在時代巨壓下的人性變異；這裡的過去，是人與自然契合的原始人性；這裡的未來，是人性向自然的複歸（既保留人性的本來，又具有理性精神的覺醒，加入新的世界競爭）。這種思辨的思想來源，是「五四」以後開始的人的獨立與精神解放的思潮（西方文化的積極部分對中國封建專制文化的反撥，是中西文化撞擊的產物）與中國傳統哲學（主要是老莊崇尚自然的人生哲學——它更多地置根于南方文化傳統，而這一傳統又恰恰在沈從文所屬的南方少數民族文化中得到更多的保留——對儒家文化的惰性部分的反撥，是苗漢文化撞擊的產物）相互滲透與融匯的結果。

　　——沈從文對人類進程提出的哲學解釋，觸及到歷史行進中倫理主義和歷史主義的二律背反。即人類社會的歷史進步是以倫理的相對退步為代價的，而人類的理性精神又恰恰要求在新的歷史發展階梯上的倫理主義複歸。「五四」時期，當人們痛感中國面臨的生存危機，不能不張揚歷史主義，宣告與傳統文化的斷裂。在這一過程中，魯迅成為文化思想領域內的偉大旗手。然而，魯迅很快感到了這種徹底斷裂的困難和巨大的精神痛苦，又開始表現出對傳統文化積極部分的認同。沈從文的思辨恰恰表現為與魯迅相反的程序。他的創作更多地從倫理主義角度，強調了都市「現代文明」畸形發展帶來的人的本質的失落和倫理淪喪。但他也同時意識到了傳統的倫理與民族的封閉性、保守性不可分。在他對「鄉下人」——一個原始民族弱點的反省中，提出了如何組織他們到一種新的競爭中去的問題。無論是從歷史主義角度，還是從倫理主義角度感到的精神困擾，都是從不同側面碰到的貫串了整個20世紀的「中國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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