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從文傳京、滬之爭(3)

京、滬之爭(3)

　　一年後，即1935年8月，沈從文發表《談談上海的刊物》，對上海出版的各種刊物進行了綜合評述，對幽默小品的盛行提出了較多的批評，指出《論語》給讀者以幽默，作者隨事打趣，相去一間就是「惡趣」；《人間世》要人迷信「性靈」，尊重「袁中郎」，宣傳小品「比任何東西還重要」，文章便慢慢轉入「遊戲」。沈從文問道：「20來歲的讀者，活到目前這個國家裡，哪裡還能有這個瀟灑情趣，哪裡還宜於培養這種情趣？」其次，沈從文還批評了一些刊物為謀求銷路，不惜「針對一個目的」，向「異己者」加以「無憐憫不節制的嘲諷與辱駡」的現象。

　　說到這種爭鬥，使我們想起《太白》、《文學》、《論語》、《人間世》幾年來的爭鬥成績。這成績就是凡罵人的被罵的一古腦兒變成丑角，等於木偶戲的相互揪打或以頭互碰，除了讀者養成一種「看熱鬧」的情趣以外，別無所有。把讀者養成歡喜看戲不歡喜看書的習氣，文壇消息的多少，成為刊物銷路多少的原因。爭鬥的延長，無結果的延長，實在可說是中國讀者的大不幸。我們是不是還有什麼方法可以使這種「私罵」占篇幅少一些？一個時代的代表作，結起賬來若只是這些精巧的對罵，這文壇，未免太可憐了。^①

　　這篇文章貫串了沈從文兩個一貫的主張：其一，作家應有嚴肅的創作態度。一味提倡「性靈」，只能轉入「遊戲」，與時代要求不符；為幽默而幽默的結果，難免墜入「惡趣」。這是針對周作人、林語堂等人提倡幽默、閒適的小品文現象而發的；其二，作家應注重文學作品本身的創作。充斥刊物的相互嘲諷與「私罵」，不僅培養讀者的不良習氣，而且勢必影響文學創作的實際成績。沈從文的批評對象包括了左翼文學刊物，由於未點明具體所指——這「爭鬥」是為著何事，在誰與誰之間發生，便難免過於模糊，模糊則易引起誤解；或者其實也不會誤解，因為對文壇上的論爭，沈從文從來都感到不滿。因為他希望作家能將精力主要用於作品的創作。他以此律人，也以此自律。

　　正因為此，沈從文的文章再次引起魯迅的注意。9月12日，魯迅寫了《七論「文人相輕」——兩傷》，對沈從文的文章提出批評：

　　縱使名之曰「私罵」，但大約決不會件件都是一面等於二加二，一面等於一加三，在「私」之中，有的較近於「公」，「在罵」之中，有的較合於「理」的，居然來加評論的人，就該放棄了「看熱鬧的情趣」，加以分析，明白的說出你究竟以為那一面較「是」，那一面較「非」來。

　　至於文人，則不但要以熱烈的憎，向「異己」者進攻，還得以熱烈的憎，向「死的說教者」抗戰。在現在這「可憐」的時代，能殺才能生，能慢才能愛，能生與愛，才能文。^①

　　上述三次涉及沈從文和魯迅的論爭，爭論的焦點都不在沈從文批評的對象本身該不該批評上。一些「海派」文人借文學以「登龍」，陷友人以邀功，造謠言以攻訐的惡行；國民黨推行的禁書政策；文壇論爭中往往出現的意氣用事、相互間的辱駡與恐嚇；周作人、林語堂等人對幽默、閒適小品文的提倡等等，魯迅同樣提出過激烈批評。他的《登龍術拾遺》、《中國文壇上的鬼魅》、《小品文的危機》、《辱駡與恐嚇決不是戰鬥》等著名雜文就是明證。魯迅和沈從文之間的分歧，顯明地反映出左翼作家與民主主義作家在上述問題上，既有相互一致的方面，又有出發點與對問題的具體理解不同的一面。這種分歧與他們同國民黨右翼文人的鬥爭交織在一起，形成30年代極其複雜的文壇局面。隨後發生的關於「差不多」的論爭，是這種京滬之爭更為典型的事件。1936年10月，沈從文發表了《作家間需要一種新運動》，指陳文學創作中普遍存在的「差不多」現象及其產生的原因。

　　近幾年來，如果什麼人還有勇氣和耐心，肯把大多數新出版的文學書籍和流行雜誌翻翻看，就必然會得到一個特別印象，覺得大多數青年作家的文章，都「差不多」。文章內容差不多，所表現的觀念差不多……凡事都缺少系統的中國，到這個非有獨創性不能存在的文學作品上，恰恰見出一個一元現象，實在不可理解。這種現象說得蘊藉一點，是作者們都太關心「時代」，已走上了一條共通必由的大道。說得誠實一點，就是一般作者都不大長進，因為缺少獨立識見，只知追求時髦，結果把自己完全失去了。^①文章很快引起了文學界的普遍關注，1937年初，《書人月刊》、《月報》轉載了沈從文的文章，《大公報·文藝》也於2月21日組織「討論反差不多運動」專刊，沈從文在上面發表了《一封信》，重申自己的觀點，並進而闡明自己所持的文藝自由主義立場。

　　我贊同文藝的自由發展，正因為在目前的中國，它要從政府的裁判和另一種「一尊獨佔」的趨勢裡解放出來，它才能向各方面滋長、繁榮，拘束越少，可試驗的路越多。^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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