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從文傳京、滬之爭(2)

京、滬之爭(2)

　　北京是明清的帝都，上海乃各國之租界，帝都多官，租界多商，所以文人之在京者近官，沒海者近商，近官者在使官得名，近商者在使商獲利，而自己也賴以餬口。要而言之，不過「京派」是官的幫閒，「海派」則是商的幫忙而已。但從官得食者其情狀隱，對外尚能傲然，從商得食者其情狀顯，到處難於掩飾，於是忘其所以者，遂據以有清濁之分。而官之鄙商，固亦中國舊習，就更使「海派」在「京派」的眼中跌落了。^①

　　*

　　一月，當《論「海派」》發表時，沈從文正在返鄉途中。待他回到北平後，才知道「京派」與「海派」問題的爭論已引起許多人注意，一個月之中已有許多文章在各種刊物上刊登。

　　沈從文從朋友處和圖書館裡，翻閱了這些文章，結果都使他失望。他起初期望通過這問題的討論，「或是從積極方面來消滅這種與惡勢力相呼應的海派風氣」，或是「消極方面能制止這種海派風氣與惡勢力相結合」，不料事與願違。2月17日，他寫下《關於海派》一文，宣佈自己放棄這種論爭：使我極失望的，就是許多文章的寫成，都差不多仿佛正當這些作家苦於無題目可寫，因此從我所拈取的題目上有興有感。就中或有裝成看不明白本文的，故意說些趣話打諢，目的卻只是撈點稿費的。或者雖然已看清了本文意思所在，卻只挑眼兒摘一句兩句話而有興有感，文章既不過是有興有感，說點趣話打諢，或者照流行習氣作著所謂「只在那麼幽默一下」的表示，對於這類文章，我無什麼其它意見可說。^②值得注意的，是在這次論爭中，魯迅和沈從文各自對對方的態度：沈從文存心避嫌，將魯迅等作家、編輯與「海派文人」明確加以區分；魯迅則未始不含將沈從文歸於「官的幫忙」的京派文人之意，這就隱伏下隨後而來的論爭的因子。

　　其時，國民黨正加緊對左翼文學運動的「文化圍剿」。1934年2月19日，國民黨上海市黨部奉中央黨部之令，查禁了149種書籍。其中，大多是左翼作家的著譯。2月28日，沈從文寫了《禁書問題》，^①對國民黨當局「對於作家的迫害及文學書籍的檢查與禁止」的行為提出批評。針對國民黨當局所謂維護「社會秩序」、為「民族精神方面的健康」著想的種種藉口，文章表示「難於索解」，要求當局作出「比『跡近反動』的措辭更多一些的具體說明」，否則，難免使人將這事「與兩千年前的焚書坑儒並為一談」。因為這些作品被禁的作家「與目前這個為『應付眼前事實喪失人心而存在的政府』當局，意見不可免會有齟齬抵觸，也是十分自然的事情」。他們在貧病交加的處境中，為民族「輕於物質尋覓而勇於真理追求」，指斥時弊，提出民族復興的意見，「是民族中一種如何難得的品質」。而政府當局卻「不斷加以壓迫與摧殘，所用的手段，又是那麼苛刻的手段」。

　　就三四年來上海方面作家所遭遇的種種說來，在中外有識者印象中，所留下的恐怕只是使人對於這個民族殘忍與愚昧的驚異，其它毫無所得。如目前這個處置，當局諸公中，竟無一人能指出它的錯誤，實在是極可惋惜的事情（我想特別提出的，是那些曾經從轟轟烈烈的五四運動的過來人，當前主持文化教育的當權派）。當局方面對於青年人左傾思想的發展，不追求它的原因，不把這個問題聯繫到「社會的黑暗與混亂」、「農村經濟的衰落」及其它情形考慮，不對於他們精神方面發展加以注意，不為他們生存覓一出路，不好好的研究青年問題，就只避重就輕，把問題認為完全由於左翼文學宣傳的結果，以為只需要把凡稍有影響的書籍焚盡，勒迫作家餓斃，就可以天下太平。這種打算實在是太幼稚，對國事言太近於「大題小做」，對文學言又像太近於「小題大作」了。

　　文章一出，立即遭到國民黨控制的刊物攻擊。上海《社會新聞》6卷第27、28期連載的一篇文章說：我們從沈從文的口吻中，早知道沈從文的立場是什麼立場了，沈從文既然是站在反革命的立場，那沈從文的主張，究竟是什麼主張，又何待我們來下斷語呢？顯然，《社會新聞》對沈從文作出了站在共產黨立場、提倡普羅文學主張的裁決。在當時，這是一款可以致人於死命的「罪狀」。針對《社會新聞》的攻擊，施蟄存在《文藝風景》創刊號上著文，為沈從文辯護。

　　沈從文先生正如我一樣地引焚書坑儒為喻，原意也不過希望政府方面要以史實為殷鑒，出之審慎……他並非不瞭解政府的禁止左傾之不得已，然而他還希望政府能有比這更妥當，更有效的辦法。

　　施蟄存的辯詞又引發了魯迅的批評。7月5日，上海《新語林》半月刊發表了魯迅以杜得機署名的文章《隔膜》。文章援引古代史實，說明歷代統治者是不准人「越俎代謀」的。而進言者由於不明統治者心理，自以為「忠而獲咎」，這就是「隔膜」。最後，魯迅畫龍點睛式地點明文章的現實針對性：施蟄存先生在《文藝風景》創刊號上，很為「忠而獲咎」者鳴不平，就因為還不免有些「隔膜」的緣故。這是《顏氏家訓》或《莊子》、《文選》裡所沒有的。^①這「忠而獲咎」者自然是指沈從文，裡面仿佛晃動著「京派」是「官的幫閒」的影子。在《禁書問題》一文中，沈從文將國民黨與政府加以區分，表示對國民黨的政策「我不想說什麼話」，只希望將被禁書籍提交一個「有遠識的委員會重新加以審查，」雖然也不免帶幾份天真，「忠」則未必，「幫閒」之譏實屬太過。施蟄存從朋友安危出發作出的辯護，在當時環境下，雖然是可以理解的，但從「忠而獲咎」角度辯護，也難免對國民黨抱有幻想之嫌。

學達書庫(xuod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