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從文傳京、滬之爭

京、滬之爭(1)

　　同追求生命的獨立，擺脫人身依附一樣，沈從文也要求文學自身的獨立性。因為在他看來，文學在表現各種人生形式的同時，也燃燒起作家個人的生命之火。因此，文學對一切外部力量的依附，一切脫離文學本身特點的功利追求，沈從文都不能忍受。他將損害文學獨立性的現象歸結為兩個基本傾向：文學與政治結緣，文學與商業結緣。沈從文認為，這兩種傾向，必然產生兩種結果：文學的「清客化」與文學的「商品化」，從而使文學陷入純粹的政治功利與商業功利的泥淖。前者使文學成為政治的「副產物」或「點綴品」，喪失文學自身的價值，後者則放棄了作家應有的社會責任，「太近于『白相的』文學態度了。」^①將這兩個方面聯繫起來的，是沈從文對文學與社會人生既密切又廣泛聯繫的理解。人生既然不可能被政治全部涵蓋，文學表現人生也就不限於政治。自然，政治是人生的一部分，沈從文不反對文學為「民主」、「社會主義」或任何高尚人生理想作宣傳，並且「相信文學可以修正這個社會制度的錯誤」。^②但這種宣傳不是在作品中「借一個廚子的口來說明『國際聯盟』」、「想到革命，就寫革命」，^③而是以作家對現實人生的透徹認識與真切感受為前提。為此，作家必須「貼近血肉人生」，^④從中發現別人不易發現的東西。我們實在需要些作家！一個具有獨立思想的作家，能夠追究這個民族一切癥結所在，並弄明白了這個民族人生觀上的虛浮，懦弱，迷信，懶惰，由於歷史所發生的壞影響，我們已經受了什麼報應，若此後再糊塗愚昧下去，又必然還有什麼悲慘場面；他又能理解在文學方面，為這個民族自存努力上，能夠盡些什麼力，且應當如何去盡力。^⑤

　　一切作品都需要個性，都必須浸透作者人格和感情，想達到這個目的。寫作時要獨斷，要徹底地獨斷。^①在沈從文看來，文學的「獨立」與「偉大」，就在於能夠因此「於政治、宗教之外」所具有的「一種進步意義和永久性」。^②一部好的文學作品，「應當具有教育第一流政治家的能力」，而文學與政治結緣的結果，卻使得一部分作家「只打量從第三流政客下討生活」。^③因此，一部文學作品無論是「和現實政治作緊密的結合」，還是在更寬泛的意義上表現人生，判斷它的標準不只是看它表現了什麼，而是那個作品本身！這個認死理的「鄉下人」，認定一切理論的辯難都不解決問題，最根本的是要拿出作品說話！

　　在30年代特定的中國環境中，沈從文的這種文學觀，不能不使他置身于左、右兩種文學勢力的夾擊之中，他對文學獨立性的要求，在他與胡也頻、丁玲辦《紅黑》時就已經有了的，只是由於他在文壇上的地位，尚不足以引起人們的嚴重注意。到1933年，隨著他在文壇上地位的上升，並被視為北方作家的代表人物，沈從文便被捲入一系列的論爭之中。1933年10月，沈從文在《大公報·文藝》上發表了《文學者的態度》一文，指陳文壇上的一種不良風氣：一些從事文學者以「玩票」、「白相」的態度從事寫作，其意卻不在文學。一方面，他們對寫作缺少嚴肅認真態度，一方面，對自己的作品又作文自吹或相互捧場，「力圖出名」、「登龍有術」。這類人「在上海寄生於書店、報館、官辦雜誌，在北平則寄生于大學、中學以及種種教育機關中。這類人雖附庸風雅，實際卻只與平庸為緣」。由於這類人「實占作家中大多數」，敗壞著文壇風氣，以至想望中國產生偉大作品，實近於幻想。真正有志于文學事業的年輕人，應從這種態度中擺脫出來，在「厚重，誠實，帶點兒頑固，而且帶點兒呆氣的性格上，作出紀念碑似的驚人成績。」

　　此文發表後，立即引起身居上海的杜衡的不滿，並在《現代》上發表了《文人在上海》一文，聯繫沈從文曾一再提過的「京派」與「海派」之說^①，為「海派」辯護。他援引魯迅的話「仿佛記得魯迅先生說過，連個人的極偶然的，而且往往不由自主的姓名和籍貫，也似乎可以構成罪狀而被人所譏笑、嘲諷」作根據，認為北方作家「不問一切情由而用『海派文人』這名詞把所有居留上海的文人一筆抹殺」，有失公道。

　　針對杜衡的指責，沈從文於1934年1月寫了《論「海派」》一文，將「海派」定義為「『名士才情』與『商業競賣』相結合」，並引申為「投機取巧」、「看風使舵」，如當時的曾今可等人。他舉例說：如舊禮拜六一位某先生，到近來也談哲學史，也說要左傾，這就是所謂海派。如邀集若干新斯文人，冒充風雅，名士相聚一堂，吟詩論文，或近談文士女人，行為與扶乩猜謎者相差一間。從官方拿點錢，則吃吃喝喝，辦什麼文藝會，招納子弟，哄騙讀者，思想淺薄可笑，伎倆下流難言，也就是所謂海派。感情主文的左傾，勇如獅子，一看情形不對，即刻自首投降，且指認栽害友人，邀功牟利，也就是所謂海派。因渴慕出名，在作品之外去利用種種方法招搖；或與小刊物互通聲氣，自作有利於己的消息；或借用小報，去製造旁人謠言，傳述攝取不實不信的消息，凡此種種，也就是所謂海派。

　　文章還進一步明確將「茅盾、葉紹鈞、魯迅，以及大多數正在從事文學創作雜誌編纂人（除吃官飯的作家在外）」，排除在「海派」之外。同時指出，「海派作家與海派作風，並不獨獨在於上海一隅」，在北方也同樣存在。

　　沈從文與杜衡的爭論，很快引起了京、瀘文壇的關注，並受到魯迅的注意。2月3日，魯迅在《申報·自由談》上，以欒廷石署名，發表題為《「京派」與「海派」》的文章，一方面，指出杜衡對沈從文本意理解的不確：「京派」與「海派」

　　「並不指作者的本籍而言，所指的乃是一群人所聚的地域」。——其實，沈從文也並非以居住地域作為劃分標準，「海派」只是某種文壇風氣的代名詞；另一方面，魯迅將原先的爭論加以引申——

學達書庫(xuod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