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從文傳叩開幸運之門(2)

叩開幸運之門(2)

　　當時，《大公報·文藝》的稿件由沈從文在北平編成，而後寄天津報社發排。在這過程中，看稿、改稿，都少不了張兆和。這自然得力于她的文學修養，——她自己也能寫小說。有一個不為人知的事實：沈從文小說中的《玲玲》，就出自張兆和的手筆。後來談到這件事時，張兆和笑著說：「他有點無賴，不知怎麼就把我的小說收到他的集子裡。」王西彥回憶自己當年剛剛走上文學道路的情景時說：……後來我從餘家胡同的「學會」搬到西單辟才胡同的南半壁街去住，沈從文先生的家也搬到附近的北半壁街（？），彼此的距離更近了。有時，連《文藝》週刊上的稿費也由兆和先生給我送來。^①對自己的婚姻，沈從文是十分滿意的。他不無得意地說：關於這件事，我卻認為是意志和理性作成的。恰如我一切用筆寫成的故事，內容雖近於傳奇，由我個人看來，卻產生於一種計劃中。^①在人類的愛情、婚姻生活中，當一個生命真正讓另一個生命浸入時，常常會出現不可思議的奇跡。這時，沈從文的生活與生命都進入了穩定時期，又人當盛年，他的創造力獲得了充分的發揮。在編撰教科書，編輯《大公報·文藝》的同時，沈從文仍沒有放棄作品創作。僅1931至1937年，他就有20多本小說、散文、文論集出版。

　　進入30年代以後，沈從文在中國文壇上的地位迅速上升。他的文學創作，不僅走過了早期的不成熟階段，也走完了1928至1930年的過渡階段，進入成熟時期，成為中國文壇上引人矚目的重要作家。1934年，《人間世》向國內知名作家徵詢《一九三四年我愛讀的書籍》的意見，老舍和周作人不約而同地以《從文自傳》作答。^②由中國人民的朋友埃德加·斯諾編譯的第一次向西方讀者介紹中國新文學成就的作品集《活的中國》裡。收入了沈從文的《柏子》。在該書的《編者序言》裡，斯諾說：後來我又去物色並得到幾位中國主要作家的合作，他們協助我挑選同時代人有代表性的作品……通過蕭乾，還得到沈從文和巴金的協助，這兩位對現代中國文學的發展都有過巨大貢獻。

　　我還發現中國有些「傑作」篇幅太長，無法收入到這樣一個集子裡去。許多作品應列入長篇，到少也屬中篇，然而它們的素材、主題、動作及情節的範圍，整個的發展規模，本質上只是短篇小說。魯迅的《阿Ｑ正傳》就屬這一類。還有茅盾的《春蠶》和沈從文那部風靡一時的《邊城》。^①魯迅在與斯諾談及中國新文學代表作家時，也說：自從新文學運動以來，茅盾、丁玲女士、張天冀、郁達夫、沈從文和田軍是所出現的最好的作家。^②

　　沈從文在文壇上的地位上升，不僅主要取決於他在文學創作中取得的成就，也得力于他所主編的《大公報》文藝副刊。朱光潛後來回憶說：他編《大公報·文藝》，我編商務印書館的《文學雜誌》，把北京的一些文人糾集在一起，佔據了兩個文藝陣地，因此博得了所謂「京派文人」的稱呼。^③姚雪垠也在他的《學習追求五十年》裡追憶說：在北京的年輕一代的「京派」代表是沈從文同志，他在當時地位之高，今日的讀者知道的很少。他為人誠懇樸實，創作上有特色，作品多產，主編刊物，獎掖後進，後來又是《大公報》文藝獎金的主持人，所以他能夠成為當時北平文壇的重鎮。^①朱光潛和姚雪垠回憶所提及的「京派文人」和「京派作家」，是30年代中國文壇出現的一個特有的文學史現象。自1930年中國左翼作家聯盟成立以後，國民黨政府卵翼下的一批文人，曾一度發起「民族主義文學運動」與之抗衡。前者以上海為中心，後者以南京為據點。而在北平，卻聚居著當時游離於二者之外的一大批民主主義作家。他們既厭憎國民黨的專制獨裁政治，又對中國共產黨領導的革命抱有程度不一的隔膜與懷疑。

　　這批作家當時被稱為「京派作家」。實際上，「京派作家」沒有固定的組織，只是一個自由主義的鬆散的作家群體。《大公報·文藝》和後出的《文學季刊》（鄭振鐸、靳以主編，1934年創刊），《文學月刊》（巴金、靳以主編，1936年創刊），《文學雜誌》（朱光潛主編，1937年創刊），成為這個作家群發表作品的共同陣地。《大公報·文藝》是其中起步最早、時間最長而又最具連續性的一面旗幟。

　　《大公報·文藝》第一期於1933年9月23日問世，每週出兩期，由沈從文一人主編。從1935年9月起，由沈從文和蕭乾署名合編，每週出四期，星期一、三、五三期，每期半個版面，由蕭乾負責，改刊名為《文藝》；星期日一期，一個版面，由沈從文主持。1936年4月起，全部改由蕭乾署名，但沈從文仍參與編輯與組稿，是蕭乾事實上的「顧問」。《大公報》文藝副刊擁有實力雄厚的作家陣容。經常在該刊上發表作品的，不僅有「五四」時期即已著名的如朱自清、冰心、蹇先艾、廢名、許欽文、王魯彥、楊振聲、周作人、馮至、淩叔華、俞平伯等人，有和沈從文差不多同時出現的巴金、張天翼、朱光潛、李健吾、陳夢家、老舍、林徽音、林庚、靳以等，還有30年代嶄露頭角的新進青年作家如何其芳、李廣田、卞之琳、麗尼、陸蠡、沙汀、艾蕪、蕭乾、荒煤、嚴文井、田濤、王西彥、蘆焚、方敬、陳敬容、辛笛、孫毓棠、高植等，其中，左翼作家與進步的民主主義作家佔有壓倒的優勢。

　　《大公報》文藝副刊以注重文學自身的特性為辦刊宗旨，提倡作品的藝術性和創作的嚴肅性，既反對遊戲，消遣的「白相文學」，又反對空有血淚叫喊的純粹宣傳品。在側重創作的同時，評論、翻譯與外國文學的評論同時並舉。該刊尤其重視對青年作者的培養。上述大部分新進作家的初期之作，就有相當一部分是在這個刊物上發表的。這些作家中的大部分，都成為此後中國文學運動的中堅。

　　自然，沈從文在北平的寓所，就成了作家往來聚會的重要場所。1933年秋，巴金剛來北平時，就在沈從文家裡住了半年。那時，沈從文每天在院子裡的老槐樹下寫作《邊城》。巴金則在客室裡著手中篇小說《雪》的創作。直到沈從文大姐一家來京，家裡無法住下，巴金才遷居北海三座門。朱光潛、靳以、李健吾、卞之琳、蕭乾等。更是沈從文家的常客。來得更多的，還是給《大公報》文藝副刊投稿的文學青年。在這期間，沈從文將很大一部精力用於扶植青年作者。看稿、改稿，與作者座談，成了他生活中常見的節目。1935年秋的一天，北平東城一家茶館的餐桌上，沈從文、蕭乾正與一些青年作者交談。

學達書庫(xuoda.com)